周小川和樊纲近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谈话，让市场产生了某种期待，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看法，决策者与市场正在取得共识。

　　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三四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各大银行已具备了足够实力去应对更具弹性的人民币”。

　　而身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也赞成人民币小幅升值的观点。不过，樊纲强烈反对美国向中国汇率问题施压，提出如果人民币汇率年升值速度超过5％，将导致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数百万民工将悲伤地失去他们的工作。

　　对于人民币升值，周小川与樊纲的观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其二人都不否认人民币升值具有正面效应，但对于汇率变动幅度，周小川与樊纲似乎意见不一。

　　周小川认为“各大银行已经具备足够实力去应对更具弹性的人民币”的说

　　法，似乎暗示央行将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以周小川的身份而言，这种暗示具有相当的指标性含义。从目前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关系看，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显然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无论从避免流动性的进一步泛滥和抑制通货膨胀而言，还是从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看，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进而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净福利。

　　尽管中央政府出台多项措施稳定房价，但国内房价继续保持上涨势头。而国内股市大盘指数近期又大幅上扬，其中上证指数(行情 资讯)突破了2000点大关。无论是房价持续上涨，还是股指不断闯关，其动力都来源于场外资金源源不断的入市。今年楼市和股市的双重大牛，其实质就是货币推动的结果。这种经济现象，被经济学家解释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带有日本型通货膨胀的特点。

　　避免中国经济染上“日本病”的惟一办法，就是拨开消费物价指数低速上涨的迷雾，以币值重估和货币政策紧缩两个管道入手，控制货币流动性的泛滥。从这点看，人民币加快升值速度，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而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看，加速人民币升值显然有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以民主党入主参众两院的美国政治生态看，一个相对保守、但鼓吹自由贸易的共和党政府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中国的国际贸易。

　　任何一个国家汇率政策的变化，都不仅仅基于经济和金融环境的考量。对于关乎两个国家，甚至国际市场价格均衡的汇率调整，决策当局必然要将政治因素纳入变量指标。只有将决策基础置于经济政治通盘考虑之下，一项出台的政策才能获得收益的最大化。

　　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主动且相当幅度的升值，是一个理性化的选择。

　　樊纲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考虑显示了其宏观视野。但樊纲对人民币升值后中国民工悲惨命运的判断，同时也忽略了贸易政策的福利分析。

　　中国以低价格获取贸易竞争力的做法，实际是自相杀价竞争的结果，其不仅破坏了中国要素价格的市场平衡，更损害了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这种以廉价资源推动出口的做法，被国际经济学称之为“悲惨的增长”。而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不仅助长了这种“悲惨的增长”，而且为对方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口实。

　　事实上，不断发生的国际贸易冲突，使得中国产品越来越多地接受“反倾销调查”，而对方施加的惩罚性关税，则不仅抑制了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而且增加了对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以经济学的福利角度看，与其被动接受“关税壁垒”，不如主动进行本币升值。其好处是，在避免贸易冲突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多贸易带来的福利。

　　樊纲在强调民工“悲惨性命运”的同时，忽视了“悲惨性的增长”所带给民工的延续不断的低收入命运。真正从人道角度解决民工命运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提高民工的收入，让其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而切实可行的根本之计在于，尽快完成人民币币值的重估过程，早日实现经济增长的内需式拉动模式。当然，转型的过程需要阵痛，但“悲惨的命运”比“悲惨的增长”所付出的成本要小得多，而只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让那些“悲惨的民工”的后代，不再延续其父辈悲惨的现状，才能在低房价的条件下，实现城市化的梦想。

　　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后果犹如硬币，具有正反两面性。而只有充分认识和权衡好这个两面性，才能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