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本质上是市场问题，就业难也本当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就业市场在竞争机制下由于供需失衡，导致价格调整，出现滞销。细分市场和消费层级时必然出现稀缺资源结构性缺失，而过剩资源闲置导致摩擦性失业。但是，我国大学生的就业与诸多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已经演化为社会问题；其反常就在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大量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第一，大学生就业难是社会转型和改革的附属问题。

    近10年来每1%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非农就业岗位仅为上世纪80年代的1/3；大学生就业难成为“高投资、高增长”但“低就业”产业的产物。

    第二，大学生就业难是教育体系问题的集中体现。

    就业越来越难与招生人数越来越多发生矛盾，与培养成本越来越高不和谐。同时，就业难又与培养模式的三大深层次矛盾交缠在一起：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矛盾，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矛盾，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分歧。

    第三，大学生就业难引出了大学生质量问题。

    优秀大学生的标准是高校表扬，是市场欢迎，还是社会认可？当这三重标准不能统一时，哪方标准具优先性？

    第四，大学生就业难引发了大学生如何定性的问题。

    传统的观念里，上大学是“跳龙门”。随着大学生薪酬水平的每况愈下，大学生定性问题引出新思考：大学生是否属于人才，是否是普通劳动者，是否更适合基层就业？    

作者：唐 钧（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五，大学生就业难促使人口问题提前引爆。

    招生人数的增多必然导致四年后就业人数的增长。人口增长与岗位增多不成比例的矛盾加剧；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与需要抚养的老龄人口增多的矛盾加剧；“啃老族”人数不断扩张——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30%左右的成年人由父母供养。

    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反常的社会困境，主要症结在于内外两方面：高等教育体制缺乏与就业市场紧密对接的机制，而就业市场又缺乏有效的政府行为。在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高校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关联度低，培养模式“去职业化”倾向明显。政府习惯性地扮演起“全能型”角色承担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风险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政府干预方式来应对；而救济类的“输血”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同时，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又缺乏有效的政府行为，缺乏培养模式、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宏观调控，服务于全国大学生就业的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高效运转的大学生创业扶持机制，充足的大学生就业实践和指导机制等。

    从根源上处置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困境，要从症结上内外兼修，政府和市场明确定位，形成良性互动。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要建立健全与就业市场对接的机制，指导思想是三大转变：从“输血”转为“造血”，从“象牙塔”转为“无围墙”，从“独木桥”转为“立交桥”。在明确高等教育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和不断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础上，要强化与就业市场的关联机制。例如：信息对称（专业设置、能力培养、就业需求等信息对称），供需平衡（就业监控和预测，人才培养的市场前景分析），市场开放（规范化的职业市场，充分的就业信息），竞争机制（大学生就业的竞争，用人单位招人的竞争），质量保障（易进难出，规范化的认证体系，全方位的培养模式），风险投资（大学生创业机制的完善），回炉机制（灵活的再充电和再培养的机制），风险共担（政府可结合商业保险等机制共担风险）等。

    在明确大学生就业是市场问题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妥善做好“市场失灵”问题。例如：建设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网络体系，努力实现信息共享、政策发布、网上招聘、远程面试、指导咨询五位一体；建立对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帮扶制度，必要的培训和指导机制；建立健全大学生创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提供必要的支持，鼓励自主创业；完善教育部门与社会就业大系统的衔接，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大学生就业服务的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