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

    48岁的王树国此言一出，顿时引来一阵笑声。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四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他话音刚落，几位校长便高举右手示意要发言。“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站起来一把抓过话筒说，“我很悲观。”

    这是7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进行到了第三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身为大学领导者的校长们毫不掩饰地数落着当今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端，火力集中。

    大学：怎样面对“被格式化的一代”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学创新与服务”，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体制受到了众多大学校长的抨击，他们将之视为大学创新的重大障碍。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的女儿，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住校，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刚被复旦大学录取。但是面对父亲的提问：“你上大学的兴趣在哪里？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她一脸茫然。

    和女儿一样被应试教育“摧残”的孩子，钱旭红称之为“被格式化的一代”：没有时间玩耍，甚至没有时间梦想，他们被一纸试卷扼杀了创意。

    钱旭红发现，这些孩子进入大学后，不少人会表现得很有个性，“但通常是叛逆，甚至会在无奈之下走向玩世不恭”。老师的课即使讲得很好，许多人也不听。听一个学术报告，常常有很多人提不出问题，自主学习能力极差。

    就连他的博士生，在最初的半年里，也让他相当头疼：“谈一个问题，他们就像傻瓜，总谈书上的东西和别人的观点，从来不敢怀疑和反驳我。”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在目前难以改变应试教育体制的情况下，大学该怎么办？是否有可能通过大学的熏陶，弥补学生在应试教育阶段的缺失？

    外界评论也认为，如果把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大学之前的应试教育，显然有失公允，这是大学“撂挑子”的表现——有人明确质疑：“同样是受过应试教育的中国学生，为何到了国外的大学表现就大不一样了呢？”

    今年有近300名中国留学生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该校校长伊安·洽博告诉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这些学生很棒。虽然在第一学期，他们通常不愿意像澳大利亚的学生那样去质疑老师，但“一旦融入这种环境以后，他们的表现会相当好”。

    “我们的大学创造了好奇心的文化，鼓励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伊安·洽博说。

    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名誉校长，特别喜欢据说来自中国的一句谚语，大意是：你告诉我，我会忘记；你给我示范，我能记住；你让我自己做，我就会明白，而且一辈子都明白。

    “500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位老学究在照本宣科，这种方式肯定要取消。”这位校长说，“我们的教师决不能做讲堂上的圣人”，而要和学生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据说牛津大学的文化氛围是这样的：教授每周把学生召集到自己家中，叼着烟斗朝他们喷烟，学生被喷了四年的烟之后，就成了成熟的学者。

    这是令许多中国大学生十分向往的场景，因为他们中的不少研究生可能一个学期也见不到几次导师。

    此次论坛上，记者至少听到十位中国校长批评了大学当前的培养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不断重复地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扼杀了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这也许是我们与国外在人才培养方面最大的差别。”王树国说。

    问题是，这种差别，在两年前的上一届大学校长论坛上就曾被提及，不知道两年后的下一届大学校长论坛上，是否还会被继续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