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泛传播的关于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的方案，有一项内容，就是研究生的培养费将部分由导师支付，据说此举是与国际接轨。有专家称，研究生的培养费部分由导师支付，将增加导师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也会适当减轻研究生的生活压力从而安心学术研究；另外，由于其前提在于导师有钱，导师要有钱，则要求导师有课题、有项目，如果导师没有课题，没有项目，则无法支付研究生的培养费用，这也就通过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改革，有力支持了有课题、有项目才能带研究生，并由此确保研究生质量的研究生培养改革方向。

       在笔者看来，这一有着诸多好处，并号称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方案，因为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内外在环境，将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

       一是诚信环境“不接轨”。举一例，某企业家要报考一教授博士生。该教授向其诉苦道，我现在没课题，也给不了学生培养费，所以没办法招学生啊。企业家说，没关系，我叫我朋友开的一家企业给你50万的课题不就行了（自己的企业当然要避嫌）。教授心领神会。接下来就进入“资源共享”的实质行动阶段。在这个例子中，将某企业家身份改为某部门领导，同样有效。针对这一例子，我们很容易得到，以上改革方案，将成为诚信严重缺失社会中，高校教师与企业老总、与政界官员资源共享——课题与招生指标，权力与招生指标交易——更大的动力。

       二是课题资源配置模式“不接轨”。我国课题资源由政府主导，关注政绩，并由此注重申请者已有“业绩”的配置模式，使课题资源配置很不合理。我国总体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R&D)的投入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2000年我国R&D在GDP中的比例刚突破1%，而此前这一比例长期徘徊在0.6-0.7%），远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导致总体基金项目、科研课题十分有限，加上课题资源的配置存在很多问题，一些具有很高学术水平而不善于社交、公关，不善于编造“学术故事”的教授，根本就承接不到课题，而一些善于与政府搞好关系，走领导上层路线的教授，却可以拥有很多课题资源。在这一改革方案中，前者一心钻研学术并可全心指导学生却因没有课题而不能招收、培养学生，后者一心醉于钻营学术荒芜让学生放羊或让学生为自己打工却因为经费多多而弟子多多。另外，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相比，其课题经费十分有限，一个国家级人文学科基金项目，课题经费一般最多10万，但一个最普通的工科基金项目，课题经费一般最少也有20万，显然，人文学科的教授根本就不要指望依靠申请的课题来支付学生的培养费，如果这一政策实行，中国的人文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将倍受打击。

       三是教授地位“不接轨”。中国高校的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极其低下。每所学校均号称教授治校，其教授们却被学校领导用“资源配置权”牢牢地“治着”。在香港科技大学，一位青年讲师在享受学校提供的稳定的年薪时，还可获得学校提供的100万课题经费，教师们不用为自己的生存担忧，也有充足的资源可以调配——用以招研究生，用以招聘访问学者，用以开展课题研究。而我国有多少教授有这样的福气呢？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靠自己申请课题，并用课题提成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需要按时间向学校报论文“工分”、“经费”工分，“专利”工分方可领到“工钱”，他们虽是教授，却可能没有“课题”，而失去“导师”资格。如果学校不把资源配置权还给教师、教授，而一直沿袭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不但将用行政的力量严重干预学术发展——学校领导认为什么重要就发展什么，学校领导看谁顺眼就支持谁，谁拥有的行政职位高谁就得势——而且也将使教授在学校的地位极不平等，还将导致教授们被“逼良为娼”，采取包括本文例举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去获取课题、经费。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在说，我国一些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讲师，完全有能力指导研究生、博士生，但由于我国实行的博导制度，让这些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只能跟在某博导的身后，替博导指导学生，却无法名正言顺的指导学生，而且，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课题资源配置，还是学校实行的行政化资源配置，都很少有年青教师的份，如果新措施实行，则将进一步把青年教师档在招收学生的门槛之外，这更剥夺了青年教师发展的机会。

       不容否认，导师资助研究生，是研究生培养改革的方向，但是如果高校不实行真正意义的教授治校，将资源配置权还给教授，让教授可以自主调配资源；如果国家不改变以政府为主导标榜行政业绩的科研课题、基金配置模式，使课题资源配置合理化，新的研究生培养、收费改革方案，除了滋长腐败之外，将难以对研究生的培养，提到实质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