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今年6月15日是又一个父亲节。为了纪念我那已经去世18年的父亲，我将自己9年前在家乡撰写的一篇散文，在这里公开发表，希望普天下的儿女们永远不要忘记父亲对我们的疼爱、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如果没有相知相亲的朋友作伴，那是何等的孤独和寂寞。诚然，终生相守的朋友虽有，但不多见。由于接触的多寡，志趣的相异，环境的变迁，有些很熟悉的朋友渐渐疏远了。广播在我几十年的平淡生涯中，是一位永不分离的朋友和伴侣，我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出生在关中西部的渭北农村，家乡的那座山，家乡的那条河，在我孩提时代是梦幻的乐园。那个小山村只住着14户人家，我们家的院子却有4户。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大人们汗淋淋地从田间或山上回来了，孩子们也停止了追逐和嬉闹，大伙围在院子里喝汤，听广播，谈天说地。月色朦胧，笑声阵阵，疲劳和烦恼似乎与我们长辈无缘了。那只小方匣子就挂在四爷家的房门上，有一根很粗的铁丝顺墙拉下来，埋在堂屋的土地中，我经常看见四爷给那铁丝入地处浇水，不知有什么用。在大人们说事、听戏的时候，我就坐在四爷家的门槛上，手托着腮帮子静静地听，也不敢问什么。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躺在自家的土炕上，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把我抱回家的。

   有一天，四爷在院子里锥鞋，我看没有别人，就问他：“四爷，那匣子里怎么会有人说话呢？”四爷在我头上摸了一把，笑眯眯地说：“那里面有两个小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能说会唱。”我便深信不疑，只是不明白他们钻在匣子里也不出来，成年累月吃什么。那时，我暗暗下决心，长大以后，给我家也要买这么一个匣子。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当我告别母校的时候，广播之迷在我心中也已经释然。我家还住在那座老院子里，只是四爷不在了，他去老鸦沟打柴误落深渊而亡，再也看不见他的音容笑貌了。那时候，我的母亲体弱多病，家境逐渐贫寒。为了替父母分担忧愁，14岁那年，我怯生生地走进了县电信局那幽深而古老的门楼，开始了报务员的生涯。当时，政治空气异常浓厚，单位每天早晨组织我们收听“新闻联播”，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我开始喜欢上了收音机。 

   我被安排住在东院的小厦房里，顶棚是用芦席做的，并不隔音。几间房子互相串通，说话声音稍大一点左邻右舍都能听见。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女同事，比我进局早3个月，听说他父亲是省里一位老资格的大官，过去搞过地下工作，现在仍然有两个老婆，一个在山东荷泽老家，一个在古城西安，她是小老婆生下的心肝宝贝。来千阳县插队时，母亲给她买了一台高级收音机。由于宿舍的缘故，我可是沾了她的光。当她打开收音机，我就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房间聆听，生怕她关掉机子。有时候，夜深了，她就把音量调得很小，也许，她是好心，怕影响别人休息，我却为余兴未尽而遗憾。我羡慕她的拥有，渴望自己也能有一台这样的奢侈品。

   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24元，扣除12元伙食费，剩余的12元，我要全部交给父亲，用这点钱为母亲抓药治病。要想购买收音机就只能在节约伙食费上想办法，每天节省一点，一月也能省下三、四元，大概攒了近两年时间，终于攒够了36元，我欣喜若狂，夜不能寐。百货公司一开门，我就叫上机线班的技师鲜武师傅上街帮我挑了一台《红鹰》牌半导体收音机。这种机子有一块砖那么大，里面装两节一号电池，外面还有一个皮套。自从有了它，我的生活充满乐趣，我听音乐、听文学、听辅导、学写作，一下子眼界开阔了许多，我对它爱不释手。

    记得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父亲进城开会，给我送来换季的衣裳。他一进门，我就将收音机拿给他看。父亲用粗糙的手掌抚摩这收音机，慈祥地笑着对我说：“声音开小一点，不要吵别人。”父亲一生宽厚待人，他是我人生的楷模，我对他老人家是非常崇敬的，他的教诲我自然铭记在心。

    三年后，父亲不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被调到公社农机站任站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这年秋天，县上组织他们去河南考察学习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回到千阳，父亲来看我，带给我一包在郑州买的花生。他坐在我的床边，沉默了一会儿，瞅着收音机对我说：“卖了吧。”我非常纳闷，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父亲饱经风霜的面庞。他喝了一口茶水，缓缓地告诉我，在宝鸡火车站，他看到一张布告，载明某一大学生因偷听敌台广播被判刑。父亲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这东西虽好，但是，容易惹祸，还是忍痛割爱吧。”我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台收音机，说什么也不愿意卖掉。我和父亲就这样僵持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见父亲脚下的烟蒂已有一堆。我央求他：“爸，还是别卖吧，我把指针放在宝鸡台上，不调其它频道，这样中央和省上的新闻都能听到。下次，你来看，如果指针动了，说明我不守信用，那时，再卖机子也不迟啊。”父亲见我对收音机如此喜爱，他动了恻隐之心，站起来说：“那就暂时不卖，你千万要小心啊。”父亲牵挂着我，时常替我担忧，这些，我心里是明白的。在送父亲出门的一瞬间，当我的目光接触到父亲的背影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头上有了白发，看到他背部白花花的汗渍和裤脚的尘土，我的心中不由得涌上一种难言的酸楚。这一夜，我失眠了。我想了许多事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那次承诺之后，我格外谨慎，从不越雷池半步。第二年秋收过后，父亲带着驾驶员来到县城，他们为公社买了一台铁牛55型拖拉机，办好手续后，父亲夹着一卷麦秆结成的床垫子来到我的宿舍。他把草垫子铺在我的褥子下面，好似自言自语地说：“你娘成天唠叨，她牵挂你的床铺太薄。昨晚，我用你姑去年选的麦秆给你扎了个垫子，你先铺着，等以后情况好了，称几斤棉花，让你娘再给你缝个褥子。”望着父亲额头上的汗珠，我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是拉住父亲的胳膊让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父亲从他那件蓝咔叽制服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羊群”纸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手在擦火柴，眼睛却紧紧盯着收音机。当他看到红色指针原地未动时，布满皱纹的脸庞上绽开了释然的笑容。这笑容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壁，终生也难忘怀。从此以后，父亲再未提及要卖收音机的事情，我也感到如释重负。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情况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离开了曾经厮守14年的邮电系统，脱下了橄榄绿标志服，被调到县志办公室当编辑，成天打交道的不再是电码电台，而是古迹旧志。1986年初冬，我们一行10人去紫阳县考察学习新方志编纂工作，回来后发现我们的办公室被盗，我的收音机不翼而飞。我被一种郁郁寡欢的情绪所笼罩，成天闷闷不乐。回到老家休假，我除了代替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外，什么话也不想说。父亲这时候已经退职在家，他是知道我的心思的。当他得知我丢了收音机时，沉默了半天，他披上衣服出门去了。天快黑时，他拿着一个四方形的旧收音机回家来了。乐呵呵地对我说：“这是借村里教书先生的，让你解解闷。”我家住在天台山南麓，学校则在张家寺河对面的嘴稍坡，去那里要走很长的路程，还要翻过一架深沟。父亲抹着脸上的汗水，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对我述说母亲的病情。我发现他两鬓的头发全白了，身体也显得更加瘦削，只是目光中透露出一种坚韧自信的神情。父亲是我家的主心骨和靠山。和父亲在一起，我始终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在支撑着我，鼓舞着我，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三天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换上母亲为我洗干净的衣裳，准备返回单位上班。临走时，我将那台收音机交给父亲，让他还给教书先生。父亲替我背上黄挎包，把我送出村头，送上我熟悉的那面土坡，他站在土台上的那棵杏树下，一直目送我远去。当我回头张望时，只见他还站在那里，头发被风吹得飘来飘去。我独自一人走在田野的小路上，仍然觉得父亲在陪伴着我，他引领着我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那坚实的脚步，不畏艰难的顽强拼搏精神，给了我前进的巨大力量和信心。

    1989年仲春季节，我在柳家塬村蹲点，村上办起了千柳机械厂，效益丰厚。在传统的古庙会期间，我们邀请凤翔县剧团前来村上唱戏。父亲一生十分喜爱秦腔艺术，我捎话请他过来看戏，我想他一定会来的。在热闹非凡的几天时间里，我俯在村委会办公楼二楼一间房子的窗口，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父亲的身影。我又跑到大门口去，望着冯坊河东岸那白光光的小路，希望父亲能从那里走过来，但是，终究我没有看到他的身影。第二天中午，妹妹推开了我的房门。我问她父亲怎么没有来看戏。她说，父亲正在忙着移栽烤烟。说着将一个还装在硬纸盒里的收音机放在我的桌边，并告诉我是父亲前几天到县城买地膜时给我买的。我抚摩着这台崭新的收音机，心里充满感激之情。父亲虽然没有来看戏，但是，我觉得他时刻伴随在我的身边。这台收音机和我一起在这个村庄里度过了300多个日日夜夜，我通过它听讲座，发奋学习，这年，我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回了6门合格证。蹲点结束后，我回到县里上班。

    1991年6月18日，我正在县招待所参加一个座谈会，堂哥急匆匆地来找我，催我赶快回家，他说父亲病重。我请了假慌忙随堂哥上路。父亲身体强壮，年龄也不大，前天他还到城里来购买三夏用具，怎么会突然病重呢？看到堂哥支支吾吾的样子，我的心里更是忐忑不安。当我走到我家院子的土门口时，窑里传来弟妹们撕肝裂肺的恸哭声，我眼前顿时发黑，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家门的。我拉住父亲冰凉的手，呆若木鸡，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家族的老人一边劝慰我们，一边叙说父亲去世前后的情景。其实，家里差遣堂哥来县城叫我时，父亲已经过世。据村卫生所的医生说，他是因患脑溢血而亡故的。

父亲离我们而去了，他留给了我一个收音机，留给了我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品德，我要沿着他的足迹，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这西去的亲情，一直是滋润我灵魂升华的营养溶液，我永生永世倍加珍惜它。我要用父亲给我们的爱，去温暖我的孩子，让她在亲情的呵护中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