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院里栽了一棵树。

赭褐色的干，深绿色的叶儿。隐在门楼儿后。母亲见它不起眼儿，便要拔了扔掉，父亲却宝儿似的护着。说这玩意儿将来有用哩。

母亲一脸迷茫。

父亲便一本正经地说，这树叫喜雨树。说这树的叶儿能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色。晴天时深绿，久旱欲雨时，叶又会变红。这物儿稀罕。

父亲也说，院里栽了它能带好运。说生我那年天奇旱，老辈儿人都说这辽西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可那年却偏偏到了五月十三仍不见一个雨星儿。老天和人开玩笑。直让人熬到五月十四那天，才痛痛快快地下了一场透雨。

恰恰五月十四是我出生日。父亲送走接生婆后，满街筒子的人都在喊，这真是喜雨呀。这真是喜雨呀。

于是父亲便给我起小名叫喜雨。

喜雨家院儿里栽了喜雨树。是个好兆头。

我读初二那年，家里却发生了一场大变故。正在读初三的二姐被查出来患了脑癌。手术后没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一下苍老了很多。一向健谈的他常常一个人望着院外发呆。以往常常逃课的我再也不敢看父亲的眼。我知道他的眼里有很多我应该读懂的东西。

懵懵懂懂中，我考上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领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发现父亲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失色的眸子里有种亮亮的东西。他摆了一桌饭菜，请了村里远门近枝儿的。那天，父亲竟破天荒地喝多了酒。见人呵呵地笑，说不管咋地我们家喜雨也算是咱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别管金饭碗银饭碗，哪怕是胶皮的饭碗，自个儿总能有个差使了。饿不死了。

父亲没手艺，但能做一手像样的庄稼活。师范四年，父亲总是做完自家的农活后，再去给别人打工。耪一天地十块，垒一天墙十五。有次放假回家，无意中却发现柜角的包包里全是二元五元的毛票。在我的追问下，母亲才告诉我，学费就是这么一凑十，十凑百零钱换整钱凑成的。父亲在我上学期间从没添补过一件衣服。当时我哭了，可母亲却笑了，说你爸说了，等院里的那棵树超过了门楼儿，好日子就来了。

四年后那棵树果真超过了门楼。可好日子却没有来。镇里的教师超编，师范毕业的我只能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山沟里代课。教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一个月只能挣一百块钱的代课费。我委屈得要哭，父亲却劝我，找了半天的理由却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弄得脸红脖子粗，末了竟指了院角的那株树说，你看看，你看看原先这树长得可怜巴拉的相，你也知道，现在不也长这么高了么？能耐能耐，能耐得住才是能耐。每天晚上父亲总会到喜雨树前去看，看树的叶子是绿还是红。如果是红了，总会叮嘱母亲把雨披帮我带好。

树越长越高，可日子却越过越紧。

年近六十的父亲每日依旧在外奔波，有时近处的活连不上，就到外村去做。早早地起，晚晚地归。磨得油亮的锄柄亦或粗重的锹镐总夹在破自行车后衣架上，总是伴着星光月色才能随着父亲疲惫的身影闪进家门。

代课三年，却仍旧没有转正的消息。父亲也急得嘴起火炮，村子人开始有人说风凉话，念书有啥用?末了不还是哄十多个孩子一个月挣几个蹦子儿？父亲听了和人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不可能总走背荫地儿。

那年腊月的一天，远远的竟发现父亲攀在那棵树的细杈儿上，颤颤地在上面绑着花花绿绿的东西。冲到树下时，父亲才笨笨地滑下树来，裤角被枝碴儿划开了线，在风中瑟瑟地抖着。树上几张挂钱儿也在瑟缩着。父亲憨憨地说，沟外的韩瞎子给你算过，用这个法子能破绽，破绽后你就好了。我被弄得啼笑皆非。但望着一脸虔诚的父亲，我又能说什么呢。可怜天下父母心。

    第二年暑期，县里实行了教育工资统筹。我和妻都开了全额工资，并把前几年缺的也都补齐。

    坏事真的变成了好事。父亲越发地对这棵树敬重起来。说这树就是我们家的喜树。

    日子不再那么紧巴巴。家人便不再让父亲到外面打工，父亲闲不住，便又拿了锹和洋镐，推了推车到邻村的大河套，寻林场伐树后的木墩，一锹一锹的铲，一镐一镐地劈。装了满满的一车子后，脸上挂着笑，脊背上滚着汗珠，再咕颠咕颠地把劈柴运回家。别人笑他，说家里有了双职工了，还用着你弄柴禾？人家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几大车的精煤哩。父亲却也不笑，说啥事儿都指望着那点工资，也不经得起抻巴，唉，再者说了，就算锻炼吧。

村里人都说父亲有福不会享。

父亲却也不急。把车推进院后，把木柴一块一块地垛在老高老高的柴垛上，拿毛巾擦把脸，进屋里沏了一壶浓浓的茶水，再夹了烟盒，美美地坐在院外的石墩上，招呼人家过来喝水抽烟讲古语儿。也有从地里回来的人，见父亲在也总会放下农具凑过来，问父亲又有什么好茶又有什么好烟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父亲总会开玩笑的和人家说，今天这茶这烟可都是好货儿，烟是进口烟，这茶嘛，可是十两一斤的哟。别人先是一怔，后也跟了哈哈地笑。烟嘛，当然是进口的，这茶嘛，呵呵。十两一斤。有意思。呵呵。

     我喜欢写作。父亲虽懂不得太多，却支持。说你爷爷是咱们当地有名的秀才。水笔字写得远近有名，能写能画这点你随你爷。从报纸上发表些小豆腐块后，总会拿给父亲看，那时父亲也总会戴上老花镜，眯了眼，细细地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着读抠着念。末了总会补上一句，嗯，比上回写的那个强。

     有时也会跟我讲他自个儿的事儿，说，其实呀，每个人都能写成一本书。他说自个儿三岁没了娘，四岁的年头上来了后娘，后娘对他不好。五六的时候就得跟着人家出去放猪，有时贪玩把猪放丢了，自个儿就不敢回家，天儿都黑透了还满河套地哭着找猪……父亲说得老泪纵流，我也跟着抹眼泪。母亲在一边也总会说，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你还掏腾出来个啥呀。父亲抹了抹眼睛说，唉，这不是让孩子多知道点事儿嘛，将来写东西时没没准儿还能用上呢。母亲瞅他一眼，现在日子过好了，别老提那些不喜兴的事儿。

     日子是过好了。和妻商量，让父亲和母亲去外面玩玩，他们却舍不得钱。说，玩就不用了，如果非得出去的话，就到河北省你二表姐家去散逛散逛吧。在河北的半个月里，每次打电话总是母亲接，我问我爸呢，有点想他了，让他接。可母亲却说你爸八成上火了，嗓子不舒服。我急了，说，不舒服就回来吧。

     回来时，却发现父亲的嗓子哑得厉害。在镇上打了几天的消炎药后却没有任何起色。打车到县医院时，大夫却偷偷地告诉我，可能是喉癌。

     我的天顿时塌了。说不可能。

     大夫一脸的严肃，说，现在都能看得见了，并且脖子周围也发现了二个杏核样儿的肿块。都扩散了。

     我不信。

     大夫说，做个病理吧，一周后什么都知道了。

     一周后，一张薄薄的纸片印证了医生的话。我不甘心，要带父亲去了承德有名的医院，父亲从我的眼神里似乎看出了什么，说，没什么大事。这点小毛病犯不上去那么远的医院吧。我骗他说，那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做大夫，很权威的。

     看着我的样子，父亲却反过来劝我，说，这都是小毛病，别着急，我就不信现在医疗这么好，还治不好这小小的咽炎？

然而在承德的检查却让我的心情跌到了冰点。除了喉部，颈部外，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有了扩散的癌细胞。肺部的阴影都快满了，一个姓王的大夫对我说，回去吧。没法子做手术了，保守治疗吧，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再吃点中药维持吧。

     我给大夫跪下，说想想法子吧，哪怕是砸锅卖铁，只要能保命，扯我的筋抽我的血都行。

大夫急了，一把拉起，说，这年月谁也不怕钱砸脑袋！你以为我们当大夫的不想挣钱？你父亲这样真的不能做了，做了也只能是人财两空。回家吧，有钱多给买点好吃的吧。

想再到别的大医院，亲属都劝，别去了，都这样了，就别再折磨他了。

回家后父亲身上一天比一天瘦，喝中药的副作用使他的脸显得肿肿的。深秋天暖的时候，也会坐在树下的石墩上，一个人静静地看树，看天，看焦黄焦黄的老土墙。也会有人凑过来，说，再抽抽你进口的烟呗，再喝喝你十两一斤的茶。

父亲也总会压着哑哑的嗓子和人家开玩笑，行，这十两一斤的茶，一般人是喝不到的哟。

父亲那时总爱做梦，说，又梦到上辈子人了，说他们都想他了。

母亲便劝他，梦是反着的，梦着死人是好事。等过了年后呀，天暖和了，你这破毛病就都好了。

父亲望着窗外，也说，是啊，我才六十多岁呀，还能干几年呢，咱们老两口子帮他们看看家，望望门，经养经养孩子，再者说我还能去劈木墩儿呀。

快过年了，父亲戴了毡帽头拄了拐，从厢房里拿出来那对红灯笼，把我叫出屋，把灯挂在树上吧。图个吉利。当我把灯挂好后，却听到父亲在树下自言自语地说，唉，挂吧。没准儿今年挂了来年就挂不了红灯，贴不了对子了。

寒风中，我的泪不争气地流下来。却又不敢面对父亲。

父亲的话越来越少。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我，看我家孩子。当时我正在帮一家影视公司写一部剧本，坐在电脑前，每天只能休息三两个小时。

家里暖气不热，父亲就嘱咐母亲多烧点热水灌在热水袋里给我垫在脚底下。过三两个小时，就要我换一次。看着父亲苍白消瘦的脸，我的心在滴血。

那年正月十五晚上，院后的场院上秧歌扭得正欢。母亲陪着父亲去看。可没看多大一会儿，父亲就一个人颤颤地走回来，在院里拧亮了红灯，隔了窗看见我还在电脑前打字，就蹭进里屋来，拿了一袋奶，倒在碗里用微波炉热了，慢慢地推开我的屋门，轻轻地放在我桌上，说，歇会吧。又写一整天了。

我一下子站起来。

父亲却示意我坐下，说，喝吧。趁热儿。

又慢慢地掩了门，拄着拐，颤颤地出了院儿。

窗外，月光正绿。

红红的灯笼散发的淡淡光晕把那树的枝影儿，把父亲瘦弱蹒跚的身影印在了窗上，我的泪如决堤的河。

从此我不敢看红灯。

几个月后，父亲静静地走了。没有过多的语言，然而从他的临走前的眼神里我读懂了很多很多。

两年后我转了行，进了城，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我把近期发表的作品整理好厚厚的一册，带到了父亲的坟前烧掉，真的还想听到父亲的声音，嗯，这回比上回写的强。

又回了老宅子，看了那棵喜雨树。树长得更高更粗了。赭褐色的干，深绿色的叶儿，仿佛在说，明天没雨，后天也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