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题：既需政府“送一程”，也要摆脱“等靠要”——体育社团改革调查（下）

　　新华社记者周凯　王恒志　方列

　　从“政府办”到“社会办”，记者在调研体育社团改革时发现，许多基层体育社团面临强烈的“依赖症”，离开了政府“输血”就难以“造血”，因而导致体育社团改革步履维艰的局面。

　　要破解体育社团改革困局，既需要行政部门给予扶持，更需要从完善法制、开放市场等制度设计上激发体育社团内生活力，摆脱“等靠要”。

　　重庆市体育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级体育协会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低两不足”上。“三低”：协会的社会化程度较低，人员来源渠道较单一，社会资源聚集不够；协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赛事活动运作方式单一；协会的实体化程度较低，大多数协会无固定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场地设施，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两个不足”：有的协会规范管理不足，个别协会的制度建设滞后，甚至没有按要求进行换届和年检；有的协会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按照要求建立健全党组织。

　　记者采访了解到，广州市足协之所以能够率先破冰，除了广州恒大的影响力外，还在于进行地方顶层设计，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确保广州市协会脱钩后的行政协调力；同时，虽然没有了财政拨款，但广州市用政府购买足协承担的校园足球、青训和社会办赛等公益性服务，保证足协“不断粮”。

　　基层体育部门人员少和项目涉猎面有限，为增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重庆市江北区加大购买服务扶持体育协会发展。2016年，江北体育总会和单项体育协会（俱乐部）承担了全区22项大中型体育赛事与活动，吸引2.6万人次参与，实现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促进体育协会发展的双赢。

　　不过政府扶持也无法普惠到所有的体育社团组织。江苏省南通市足协主席范兵说，目前省级足协改革有所进展，但地市层面还没有理清，足协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首先是协会建设上缺乏经费，没有核心赛事资源就没有造血功能，政府缺少正常预算的情况下补助或者购买很难。关键还是对地方协会的定位、职责不明确，改革还需要时间。”

　　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民间体育社团组织找准定位、积极与市场对接，实现了良性发展。

　　重庆市永川区足协副主席田静介绍，永川区足协成立于1998年，是独立的法人社团，现下设秘书处、竞赛部、发展部等6个部门共6名专职人员，还拥有一座设施一流的足球公园，通过打造业余联赛品牌、建立校园足球培训机制解决了生计问题。

　　田静介绍，永川足协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如永川区文化委（体育局）给予区足协办公用房和专项补贴，并将一块闲置体育用地交予区足协建设足球公园；教育部门与足协合作参与校园足球，由足协提供技术指导、组建区级青少年足球队。

　　“基层足球协会是事业和产业的结合，既要为基层足球发展服务，同时也需要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需要政府扶持，同时更重要的是协会不能“等靠要”，建立自己的基地、联赛、青训等公益性产品。”

　　重庆市巴南区足协主席邓晓峰也有同感，他介绍，巴南区足协2014年10月成立，最初由几个足球爱好者组建，一开始没有经费、场地，都是几个骨干集资租场地搞业余比赛。通过做大业余联赛，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足球基地，现在旗下联赛有100多支业余球队。

　　“只要有想法，基层足协完全可以独立生存下来，今年我们加大了对青训的投入，聘请了外教组建青训俱乐部，跟学校合作开展校园足球培训，对低收入家庭免费授课。” 邓晓峰说。

　　前广州市体育局局长、恒大足球学校执行校长刘江南认为，体育协会实体化，需要“六有”。他说：“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权，第三要有事，第四要有钱，第五要有场所。‘五有’之外要加一个约束——要有法律。‘六有’具备，体育协会改革就好办了。”

　　浙江省温州市体育局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实施体育职能向社团转移，推行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将有力助推改革，“一些地方政府也受财力所限、公共体育服务相对供给不足，但民间资金普遍充裕，群众参与体育意愿强，这就需要探索调动民间力量参与体育类社团改革，同时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