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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在抗日战争岁月里(第四辑菏泽地区党史资料)
2015-05-15 15:46:00 来源:大众网 作者:
1939年2月,八路军ll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343旅686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等部(代号东进支队),奉命由晋西进入鲁西地区。3月1日来到鄄城,2日到达鄄城七区的轩楼、状元张楼,4日首战郓城西北樊坝,歼伪军刘玉胜一个团,开辟了运河以西郓城、鄄城一带地区。杨勇率686团第3营,留在运西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七月间,在部队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ll5师独立旅,其所辖的第二团(匡斌任团长,张国华任政委,也称七支队)常在郓、鄄交界处活动。

  在抗日战争岁月里 鄄城县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建立

  1939年2月,八路军ll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343旅686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等部(代号东进支队),奉命由晋西进入鲁西地区。3月1日来到鄄城,2日到达鄄城七区的轩楼、状元张楼,4日首战郓城西北樊坝,歼伪军刘玉胜一个团,开辟了运河以西郓城、鄄城一带地区。杨勇率686团第3营,留在运西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七月间,在部队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ll5师独立旅,其所辖的第二团(匡斌任团长,张国华任政委,也称七支队)常在郓、鄄交界处活动。

  1939年9月,中共鄄城县委成立,刘传朋任县委统战部长。县委成立后决定,由刘传朋和郭克同志负责,迅速组建一支抗日武装。

  当时,从行政区域上讲,鄄城属濮县,但国民党政府在鄄城住着。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县委一般只能在鄄北一带秘密活动。经过筹备,39年10月,队伍在郓城县聂场村成立(因当时二团在聂场驻扎)。叫做“七支队濮县第二抗日基干大队”(因当时在黄河以北已有一支濮县的抗日队伍)。

  大队成立那天。到聂场村集合的人有葛楼村的刘昆甫、许超、皇甫振松、刘传斋,陈刘庄的陈之夫(陈传信)、吴笑山(吴道春),十三庄的董自力等。李黄庄的李云川(李贵章)也因走亲戚到了聂场。当时一共有5支单打一枪,5排子弹;两颗手榴弹和一把小手枪,由郭克任大队长,刘传朋任教导员。

  起初,既无重要武器装备,又没有战斗经验,唯恐被敌人吃掉,基干大队就决定跟着七支队活动。活动的范围在鄄城的东北角,郓城的西北角,大渚潭、汤垓、曾楼、张楼一带。七支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有时也到鄄城附近的鸭子王庄、杨屯、魏庄一些地方。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枪支,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活动方便,基干大队就要求七支队多在鄄城境内活动。以后他们就开到张殿住,基干大队就住在阎庄。这样活动枪支,动员人参加基干大队就方便多了。住了将近20天,其间,党员边运民家的枪(三八大盖)、边鲁吉家的枪都拿出来了。这时人、枪都多了些,增加到2、30人,l0余支枪,称之为一中队,由陈之夫任中队长,吴笑山任指导员。

  1939年11月间,七支队去郓城活动,基干大队就留在鄄城单独活动。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县政府百般刁难,在政治上进行打击,军事上给以威胁,经济上设下层层关卡,基干大队在乡村吃的饭,本应凭条抵却国税。但他们却宣布无用。这样在人事不熟的村庄活动,吃饭就有了困难,所以都是找些亲戚朋友关系的村庄去活动。首先住到陈刘庄,刘传朋岳父家,中队长陈之夫,指导员吴笑山的家都在这个村上。在陈留庄,吃粮没问题,站岗又安全,住了两三天,就有几个人参了军。又活动到常庄,常庄的吴西山是刘传朋的熟人,动员参了军,因吴很积极,委托他当了大队副。在这里通过吴西山和村长盛金福又活动了四五支钢枪。郭克活动了一支匣子枪。这些枪都是地主的,本来地主的枪是不愿交给基干大队的,但因国民党区部以抗日的名义搞训练,谁家有枪,就得出人带枪参加训练,这样地主就有顾虑了。这时基干大队就发起宣传动员的攻势,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基干大队是抗日的,把枪交给基干大队就是抗日,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所以常庄的枪一下子交给了基干大队。

  不久,又活动到鄄西,住在金庄。地下党员张子久在孙汪带着10多支枪的武装,利用会道门做工作,基干大队就利用他的名义扩大队伍。他推荐了张楼的张起带枪一支来当大队副。在这里住了两天,接着就到了王破楼,那里有地下党员王坦斋。他是刘传朋的老师,又是刘传朋叔叔刘昆甫的仁兄弟,在他的帮助下,住了数日,活动了几支枪支,壮大了武装力量。后来又到了鄄南白集,刘传朋在集上讲了话,宣传抗战救国。号召广大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在这里扩充了一班人,吸收霍兆佛为大队副(霍是郭克同志的熟人,曾参加过赶走国民党濮县县长宁春林的活动)。基干大队无论走到哪里,群众纪律很好,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基干大队的三个宣传员陈华锋、李德达、王忠荣,手提着石灰水小桶,每到一地都忙着刷写标语,领着队员唱歌,搞抗日宣传活动。在各种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队员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到1939年底,基干大队已增加到近70人,30支枪。

  春节将到,基干大队从白集到了富春东北角范庄,住了两、三天,就又回到了鄄北八里辛桥,在这里准备过年。这时,常庄的村长盛金福找刘传朋诉苦,他说:“基干大队离开鄄北期间,国民党区长刘梦兆对拿走枪支十分恼火,把我叫到区公所打了两个耳光子。”当即,刘传朋找刘梦兆讲理:“我们是七支队匡司令的人,是抗日的,枪交给我们是不是抗日?”刘梦兆说:“是抗日。”“那你为什么反对把枪交给我们?反对把枪交给我们就是反对抗日”。刘梦兆无言以对。

  1940年1月,蒋介石积极反共,制造磨擦。国民党39集团军(即国民党石友三部)开始进攻。郓城县国民党县长张培修收交游击队的枪,活埋积极分子,反共活动十分猖狂。七支队就和张培修打了一仗。这次,基干大队的任务是在刘庄保卫医院。部队准备打郓城,接着打鄄城,为了探明鄄城情况,基干大队长郭克去了解鄄城城里动态,一到鄄城就被国民党政府扣住了。国民党鄄城县政府慑于我军的威力,不久将郭克同志放回。部队开到了鄄城。石友三部的胡和道团是鄄城国民党的主力,住在申庄。国民党的八区队住赵庄。七支队住芝麻刘庄,准备先打胡和道,而胡和道闻讯而逃。部队追至赵庄,收了国民党八区队的枪,共100多支。鄄城的国民党政府忙派王文宪的队伍到东刘楼。基干大队紧密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割断了敌人的电线,撒了许多传单。阴历正月21日开始打东刘楼,战斗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王文宪率部从村西北寨墙上挖洞逃跑,鄄城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退,跑回濮县。

  1940年3月,基干大队发展有8、90人,7、80支枪。鄄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基干大队“升级”。编为黄河支队二团第七连,陈之夫为连长,吴笑山为指导员,6月开往湖西去了。

  旧城退敌

  1940年3月下旬,鄄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郭克任县长。县政府成立后不几天,驻鲁西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及伪军300余人由菏泽突然奔袭并占领了鄄城。抗日政府及县委被迫撤出,转移到鄄北十三庄一带。敌伪在鄄城建立了伪政权,大量扩充汉奸队。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新的抗日武装,是鄄城党、政领导的首要任务。县委和县政府号召各区立即行动,先把国民党遗留在各村的枪支收集起来。不几天,二、三、五区都建立起了有2、30人的区队。

  当时刘传朋担任六区(旧城、国民党时叫濮阳八区)区长。因基干大队曾收缴过八区刘梦兆的枪,故遗留在乡村的枪已不多。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武装,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日,并以区的名义规定,凡有100亩土地的户,必须捐钢枪一支或土枪两支,动员所有的地主都积极捐枪。在开明士绅带动下,六区很快集中了13支步枪和2支匣枪,建立了六区抗日区队。

  1940年4月初,鄄城的汉奸队2、300人到旧城集活动。那天六区区队住在十三庄,决定到旧城集上看看情况如何。刘传朋带着十几名战士,到了旧城北关大堤上,听见旧城村内锣鼓声响,汉奸队正在唱戏娱乐,逐向旧城内打了一排子枪。敌人仓惶逃走了,区队追了一阵,敌人连头也不敢回,一直跑回了城里。这是第一次抗击日伪的战斗,虽然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总算把他们赶跑了。县动委会在李进士堂出捷报,宣传鄄城敌伪2、300人到鄄北旧城集抢掠抓人,被六区区队击败,群众受到了保护。捷报传到各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第一次战斗胜利,大长了志气,坚定了抗战决心。

  六区剿匪

  土匪是隐藏在根据地内的一大祸害。这部分人多半是些兵痞流氓出身,他们趁国难之际,祸害百姓。他们白天躲藏,晚上出来活动,牵牛架户,截路杀人。他们所截架的主要对像是地主、富农、牲口贩子及买卖棉花的商人。土匪心狼手毒,架走人后如不及时拿钱赎回,就把人大卸八块。被截路的人如敢声张,土匪就把他们打死在黄河里。更可恨的是,他们发现我抗日人员有匣枪时,晚上乘机打死,把枪夺去。这些人在破坏抗日方面,起到了伪军所起不到的作用。根据地内的地主、富农、商人都很恐慌,纷纷找区部诉苦,他们说:“我们保家护院的枪都交给抗日区队了,土匪这样凶,我们整天提心吊胆,不但生产生活不安生,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无保障。区长抗日,也得剿匪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剿土匪,已是区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否则很难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

  4月中旬,区部在东刘楼住着,晚饭后集合队伍转移,当行至聂庄西南,发现旧城通鄄城的大路上由北向南有手电筒亮了两下。刘传朋想,能使手电筒的一定不是普通人,于是命令区队上去抓住了这个打手电筒的人。刘传朋认识此人,他姓李,是陈刘庄陈德显的仁兄弟,陈德显当保人,保他给国民党当兵,他后来带枪跑了,由保人赔了枪款。刘传朋问:“你背的那支枪放在哪里啦?”他说:“在徐王庄×××处放着。”“你这二年都是干的啥?”他说:“牵牛架户当土匪”。“你们这一伙还有谁?共几个人?”他说:“北关有一班,有魏金玉,魏来奎、李文章等,他们有三、四支枪。苏门楼还有一班是温永太父子二人,屠庄张刘柱和两个外地人也经常在河身里截路。”

  审问清楚以后,当夜区部即分两路出发抓匪,一路由吴西山、陈允西带领,去北关和苏门楼。另一路由刘绍雅带领去徐王庄和屠庄。这一夜,吴西山等人在旧城北关抓了魏金玉、魏来奎、李文章,得枪4支。又去苏门楼,抓了温永太的爹。还有吉山后寨的1人,信义集1人,得匣枪2支,棉花1包。刘绍雅队先在徐王庄起枪1支,又去屠庄抓张刘柱,但行动不迅速,天色已快亮,区队进了张刘柱家院内,被其发觉,张刘柱越墙跳院而逃。

  第二天,区部移往陈刘庄,经审问,人证物证具在,土匪们供认不讳。当日把魏金玉等人送交县抗日政府处理,以后大部分枪毙了。少数人逃跑,念李文章年幼无知,尚可教育,留下当兵,他在以后的历次战斗中表现很好。

  这次剿匪,共抓匪7人,得步枪5支,匣枪2支,棉花1包,有力地打击了土匪在根据地的活动,安定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团结了各阶层抗日力量。

  王桥击叛

  1940年5月中旬,六区区队已发展到30余人,决定离开河滩,到大堤以外活动,找饥会袭击日伪军。王桥村位于鄄城西北10余里处,背靠着大堤。区队考虑隐避在王桥日伪不易发现。当城里的敌人出来活动时,可以伏击他们,当他们调来大部队打时,又可以从王桥西头往北撤。所以王桥村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点,于是六区区队进住王桥。

  进村后隐蔽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当日上午,敌人毫无动静。午饭后,村西头岗哨郭风光报告:“村西头来了两匹战马,武装整齐,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想进村来,我让他们在村西头等着,怎么办?”这种情况区队事先没预料到,从方向上看像是驻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39集团军石友三的部队。驻在黄河南岸的石部,常过河抢掠,制造磨擦,这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往鄄城与日伪联系,还是专门来打区队的呢?一时摸不透,刘传朋也有些紧张。他马上在村西头集合队伍,从村北绕道抢占村西北角大堤,两个骑马的叛军听到集合队伍也非常害怕,就慢慢退到大堤口上去了。见区队抢占大堤时,上马就走。区队向着两匹马打了一排子弹,两匹马下了大堤往西南飞奔。区队正在追击,没想到敌人的机枪响了,截住了区队的去路。原来是石友三的部队一营人过河来抢粮,那两匹马是前哨侦探,大队伍在吴西庄、董庄等村待命。区队即停止追击,顺大堤往北撤退,他们也没追赶,撤回了河南,叛军抢粮的计划落空了。

  桑庄得马

  1940年3月,日伪在鄄城建立伪政权后,各区乡也都相继建立了伪政权。伪旧城区区长叫崔河梅(崔兆彬),是蒜张楼村人,伪旧城区队队长李怀清,是南李庄人。他们人数和枪支都不比区队多,但无战斗力,区队很想找机会打击一下。

  1940年7月中旬,李怀清带着伪区队到桑庄一地主去吃酒,他们路过陈楼西头抓住了区队一个侦察员。区队得到情报后,马上集合队伍,去桑庄打汉奸队。

  区队从高梁棵里摸进了桑庄。敌人正在路南一所高台院里吃酒行令。区队抓到了敌人的一匹大白马,夺回了侦察员,往院里甩了几颗手榴弹。他们未敢还枪,慌忙跳过大院的南墙,狼狈向南李庄逃窜了。李怀清带着汉奸们到了他自己的庄上也没敢停步,夹着尾巴溜回城里去了。

  区队胜利收兵,在回来的路上,碰见申庄村长赵清顺领着申庄的杆子队来了,老赵报告说:“我们打接队来了。”这说明群众性的抗日已经开展起来了。

  西仪楼突围

  1940年8月上旬,县政府住在东魏庄,在那里召开了各区区长会议。要求各区今后只准吃距城十里以内的粮食,十里以外的让给主力部队用。散会的当天晚上,刘传朋就带着六区区队移住到西仪楼。

  午饭后区队在仪海川院子里发津贴,每人伍角钱,区部的同志说要拿区长的钱买西瓜吃。正在这时。听到外面枪 响。副队长刘绍雅说:“我出去看看。”刘传朋也带着通讯员陈允西走出仪海川的二门,在大门里边碰到马夫牵着在桑庄得的那匹马往里走,他说:“敌人围住庄了,出不去了。”刘传朋接过马冲出大门,看到敌人正从南门进入寨里。陈允西手握 两把匣子,左手一举打倒一个敌人,其余敌人缩回寨门外。 区队出北门,向东北方向突围,走到一个小打谷场内,东西两边的敌人都开枪向刘传朋射击,打中了他的背部。此时战士们大部分已撤到村东北角路沟里了。刘传朋到了沟边上,因为流血太多,走不动了。检查了伤情,子弹是从后心打入,前胸无出口,只见血从咀里出。战士们从村里抬出一张小床,把刘传朋架到床上,抬着向北撤去。

  到了县政府的住地东魏庄,吕谦县长问他怎么样,他说: “不要紧。”吕县长嘱咐人去找医生,要他好好休息。一会儿范海波回来了,走到他的床前说:“松年,(刘传朋,字松年)我带县政府保卫队打接队去了,从西仪楼刚回来,我们把他们的县长打伤了,敌人逃回城里去了,你好好休息吧!”之后把刘传朋送到了义和村养伤。

  事后刘传朋才知道,他们住在西仪楼,向一个馍户买馍,不料他也给城里的汉奸送馍,向敌人透露了消息,敌伪县长尹汇泉亲自出动,带汽车和百余日伪军包围了西仪楼,妄图消灭六区区队。这次战斗区队除刘传朋一人受伤外,别无损失。敌人的县长和警卫员受重伤,狼狈逃回城里,汽车毁到了张殿庄。

  大石庄伏击日伪

  刘传朋养伤期间,因保密,经常转移。从东魏庄转移到义和村,从义和村转移到陈良集西边周楼,从周楼转移到东营、胡楼。以后又转移到盆刘庄,小冯庄等村,一个多月的时间,快到中秋节时,他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又回到了区部。

  敌人经过旧城、桑庄等战斗特别是西仪楼一战后,了解了区队一些情况,不甘心失败,他们集合日伪军4、500人,带着伪旧城区、乡政权,出城到鄄北,计划由城西北经周桥向东,过旧城到吉山,折向凤凰,然后回城里,目的是遇着区队就打,遇不着就跃武扬威、恐吓群众,扩大敌占区。

  这时,六区区队和五区区队都住在大石庄。侦察到敌人这一计划,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六区区队埋伏在大石庄西北,屠庄东南处十字沟里。五区区队埋伏在小辛庄南头沟里。两区队组成“钳”型阵地,阻击敌人。敌人在周桥、旧城没遇到抗日队伍,大摇大摆地朝许堂走去,进入了伏击圈,区队猛射一排子弹,敌人当即死伤十余人,慌忙向南逃窜,逃到五区阵地前沿,又被五区打倒了几个,这时更慌了,从申庄一直跑到城里,连头也没回。

  东刘楼打快道

  1940年春、夏,反动会门快道会,在鄄城一带活动。他们的总头子叫张天然,住在济宁,与日伪狼狈勾结,到处安设道场,破坏抗日。鄄北河里张庄有个地主,化名张空悟(张半仙),是鄄城快道会的头目,常在鄄南活动。他们在王潭安设道场,以保家护院为名,组织武装,以大刀红缨枪为武器。该组织欺骗性大,周围几个村的群众,上当受骗者甚多。

  快道会在鄄南发展的时候,也是日伪军在鄄北屡遭失败的时候,快道会的力量壮大了,想向鄄北发展。日伪军也想利用快道会武装进攻鄄北根据地。于是暗中勾结。张半仙扬言:要在许堂集安上大锅,设场传道,谁不入道就是反道,入道后不遵道规者罚。根据地群众听到此消息有点恐惧,六区的干部战士表示,坚决狠狠打击敌人的这一行动。

  10月的一天,日伪和快道会在鄄城集合了700多人,开始向我鄄北根据地进犯。第一天,他们到了何桥(汉奸队长李明奎的家)。第二天进了东刘楼。这时区队住在八孔桥,立即出发迎敌。在东刘楼村北十字沟埋伏,待敌人出村北进时伏击他们。一会儿快道会出了村,会匪在前,汉奸队在后。会匪们扛着大刀、红缨枪,光臂露胸,带着红兜肚,手摇小白旗,嘴里不三不四地念着口符,向伏击圈走来。六区队猛射一排子弹,将道匪打伤十几个,其余的回头就跑,红缨枪、大刀乱丢,口符也不念了,如鸟兽散群,乱作一团。汉奸队也回头往城里窜,匪首们刀枪不入的谎言被戳穿了。

  通过这一仗,快道会潜踪,张空悟逃到郓南丁里长一带。汉奸队人人恐惧,他们说:“谁要干了亏心事,出门碰见刘传朋。”

  重建县大队

  1941年2月,六区各乡都有了武装。军分区和县委决定,在六区区队的基础上成立县基干大队。由刘传朋任大队长。派老红军干部何渊(即何元明)任教导员。大队下辖一个连,连辖两个排和一个侦察班。原六区区队为第一排、排长赵清顺;六区所辖三个乡的武装集合起来为第二排,排长石洪祥;侦察班长任广茂。后来县政府特务队又编入了县大队,特务队为一连,原来那个连为二连。

  队伍扩大后,战斗力强了,活动也冲出鄄北,到引马、阎什口、顺城集,临濮等地方活动。县大队到哪里都有群众支持,很主动。那时有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之分。在游击区里常常遇到不少这样的情况:敌人打败了,逃跑时,群众对汉奸说:“你别跑,就藏在这个秫秸垛里吧,把枪交给我,我给你藏起来。”县大队的人到了问:“你这里有汉奸没有?”群众嘴里说:“没有、没有”,手却往秫秸里指,我们就把敌人抓住了。而县大队失利,敌人追赶时,群众把战士藏起来,敌人问时,他们就指着某一方向说:“往那去了,你们快追吧!”就这样,县大队在全县范围,可以任意转圈,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冲散敌会场

  1941年夏,五、六、七、八区每个区队抽出十几个人,集中在康屯训练。这天刘传朋正在给区队员们讲话,侦察员

  回来报告说:“伪乡长田兆法和100多名汉奸到了葛庄集上,召开各村村长会议,催要粮食。”他对大家说:“粮食是老百姓的命,也是抗日队伍的命,他们又来催粮,就是要老百姓的命,你们四个区队敢不敢去打田兆法的会场?”战士们齐声回答:“敢打!”立即整队出发,前往葛庄。临时刘传朋又作了简要动员,进行了简单的整顿,人家扎紧头上的毛巾和腰带,大背着枪,抬头挺胸迈大步,雄赳赳气昂昂,看起来精神多了。

  到了葛庄集,兵分两路,7、8区区队攻击北面,5、6区区队攻击东面,将葛庄半包围。伪乡长田兆法听到消息,跑到大堤上一看,东西和北面全是八路军,还有一匹大红马,吓得会也不开了,粮食也不要了,回头逃去了。

  第二天,敌人又出发了,来到凤凰店,县大队决定打击他们。县大队从李楼开始追击敌人,一直追到土桥,快要到鄄城东门了,汉奸队慌忙进了城,他们的头目问:“怎么这样慌张?”他们都说:“今天遇着刘传朋啦!”

  会见米文和

  1942年4月,日军35师团等部及伪军共万余人“扫荡”郓城、鄄城、观城、濮县地区,以武力威逼国民党高树勋部投降,县大队为争取高树勋部抗日,允许高部从河西濮县地区进入根据地。并帮助收容其失散人员和枪支,协同高部作战。

  高树勋部没有群众支援,不敢化整为零,不会打运动战,更不会打游击战,当他们被日寇追击时,只会东跑西窜,实在跑不脱时就应付一下,几万人被追得稀哩哗啦。非常狼狈。

  那时刘传朋带县大队在西仪楼,李进士堂一带活动。

  一股日军在天快黑的时候从芝麻刘庄、刘口往西北方向行动,看样子想过河北去。刘传朋根据日军天黑不敢恋战的规律,县大队地熟便于转移的有利条件,决定袭击这股日军。他们在离李进士堂村前一里的东西路上往西去。该村西头有两条南北大沟,可通到村前东西路上。县大队当即集合队伍,顺大沟往南,在敌人前方埋伏下,敌人进入伏击圈以后,县大队猛射一排子伏击弹,敌人只往后退。县大队人少,顺沟转移到李进士堂村北,翻过大堤,顺小堤转移到田楼村去了。敌人恼羞成怒,把队伍开进李进士堂,找县大队再战。县大队和群众早跑得无影无踪了。鬼子没法,才摸黑过河去了。

  在田楼吃过晚饭,刘传朋和通讯员到南边大堤上侦察敌情, 碰到一群被日军冲乱的国民党散兵,他们将这些人收容起 来,有步枪40支,机枪一挺和一部分子弹,当夜把队伍开到旧城西北角大邢庄。次日,下午三点钟,发现高树勋队部由东向西遮天盖地而来,横过大邢庄,县大队和群众都很紧张,为避免磨擦,县大队离开大邢庄,往南转移,留下侦察班长侦察情况。一会任广茂回来说:“高树勋的队伍住在大邢庄,有个长官要见你”刘传朋于是下令,返回大邢庄。

  到了大邢庄前,国民党军迎出来一队人,相距百余步时,双方部队停止前进,刘传朋让任广茂带路,上前交涉。他们队伍中也走出两个人,前面是副官,后面是长官,见面后,那位副官说;“这是181师米师长(米文和)。”任广茂说: “这是县大队刘大队长。”看上去米文和50多岁,衣着整齐,胸前插一支金星钢笔。他们握了手。刘传朋说:“奉上级指示,予贵军收容人枪,今有贵军枪40支,机枪一挺,和一部分子弹,交还贵军为要。”米说:“贵军的诚心诚意,米某深为感动。”刘传朋说:“贵军转向抗日,我们非常欢迎,如需军粮、情报,我们可以帮忙。”米说:“过去的事卑人有责,一切不谈,今后重归于好,贵军收容我部子弹请自用吧,子弹多得很,如需要还可以搬过去几箱”。

  刘传朋随后去河北找段君毅,汇报了会见米文和的经过,段主任表扬了他们,行署也在杀猪宰羊,排练节日慰问高树勋部队。

  高垓战斗

  1942年8月18日,县大队二连共40余人进驻鄄东南高垓村。该村有个汉奸,当夜偷偷溜走,向敌人告了密。第二天天不亮,鄄城城里出动了7、80个日军,加上鄄城和刘寺、适北口的汉奸共500余人,突然把高垓包围了。

  那天,刘传朋因带着另一个连到分区领子弹没能赶回来,二连指导员李继轩同志发现被敌包围后,沉着地指挥队伍应战。

  高垓是个不大的村庄,一条东西大街从中穿过,四面有围墙。紧靠高垓的西面是西高垓,两村之间有座破庙,县大队决定利用土围子便于防守的条件进行战斗。一排长赵清顺带领二、三两个班防守村西面,对付西高垓的敌人;侦察班长任广茂带领侦察班配合一班防守南面,其余二、三两个排在石洪洋带领下防守东面和北面。天已大亮,敌人开始进攻,机枪、步枪,掷弹简、烟幕弹。从四面八方一齐朝村里打来,县大队的战士们十分沉着,敌人不靠近,谁也不开枪。

  西面的敌人,占领了西高垓村东头的小庙,用机枪猛往寨圈子上打,妄图在高垓两面打开缺口,冲进村去。一排长赵清顺有一定的军事经验,又是有名的神枪手,他指挥着二、三班的战士,从寨围墙上枪眼里,紧紧盯住敌人,看见一个就瞄准打一枪,很少落空。冲到西高垓东头的敌人,龟缩在一堵半截墙里不敢露头,只是把枪伸出墙外乱放一通。把守在南面的第一班,虽然连班长老魏才12个人,但他们是最强的班,敌人用密集的炮火打,他们不动,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们一阵子手榴弹把敌人打回去。就是这样,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半下午,敌人始终没有冲进村去。郓南县政府听说鄄城县大队被包围的消息,立即派县大队从北面接应,使北面的敌人被迫撤出了阵地。乘此机会,赵清顺、任广茂带领侦察班,从寨围子西北角的一个豁口冲了出去。缩在西高垓村半截墙后边的敌人还没发现,任广茂甩出一颗手榴弹,炸得敌人乱跑乱窜,战士们一边追一边打,一连打倒好几个敌人。他们以半截墙作掩体向敌人射击。鬼子和汉奸连发起三次冲锋,都被打了回去,最后,县大队从北面突围。这次战斗,县大队的炊事员和马夫两个同志牺牲。敌人死伤40多人。

  高垓战斗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整个县城。街头巷尾田间牛棚到处在议论:“县大队在高垓把鬼子、汉奸打哗啦了,听说鬼子往城里运死尸,足足摆了二里远。”这一传,汉奸家属和亲友坐不住了,纷纷到城里找人。见亲人死了就放声大哭。找不到自己的亲人就到汉奸大队大吵大闹要人。见到自己的亲人还活着。就再三规劝说:“可别再当这个了。有鬼子领着还这样哩,要没鬼子恐怕连一个也回不来了。”日伪士气大败,内部混乱一团。

  北关夺枪

  1942年秋,县大队在石楼一带活动。分区司令员周贵生到那里检查工作,他对刘传朋说:“听说您那个侦察班很能干,让我见见?”刘传朋找来侦察班长任广茂,向他说明司令员的意思,任广茂连忙摇头说:“我不会说话,见司令员说啥?”

  这位打仗猛虎似的英雄,每次冲锋跑在最前面,现在一听要见司令员,倒像个腼腆的大姑娘,羞答起来了。任广茂见了司令员,敬了个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周司令员亲切地笑着把他让进屋里,说:“听说你们很勇敢……”又说:“明天鄄城北关大会是不是呀?”任广茂回答说:“是有个骡马大会。”周司令又接着说:“明天你到大会上搞把匣枪来行不?”任广茂坚定地说:“报告司令员,到那里就拿来,如果司令员明天不走,我拿来交给司令员。”

  任广茂和司令员说完话出来,对刘传朋说:“司令员明天叫我到会上搞匣枪,我答应了。你得给我弄几支匣枪带着,进会不能扛长枪啊。”

  第二天一早,任广茂带领侦察班出发了。他和侦察员郭德修各带一把匣枪,其余8名战士,5人倒背着马枪,3人腰里各带一颗手榴弹,一起来到离鄄城8里远的辛桥村,任广茂叫村长找来几个带盖的篮子,把手榴弹和张着机头的匣枪往里一放,把盖盖好。命令扛马枪的5个战士,出村走青纱帐,到鄄城北门外隐蔽起来,等会上枪一响,对准城门一人打一排子弹,立即撤走。扛马枪的战士走后,任广茂和另外4名战士,挎着篮子出了村,他们拉开距离,混在赶会的人群里,大摇大摆地向鄄城走去。

  自从日本人进了鄄城,市场就不敢设在城里。搬到城北门外靠城墙的空地里。到这里赶会的人熙熙攘攘,卖这卖那,倒也热闹。任广茂和郭德修刚一到会上,就看见一个汉奸胳肢窝里夹着一只匣枪,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郭德修推了任广茂一把,悄声说:“就这个吧。”任广茂朝身后瞥了一眼,说:“不行他们三个还没有跟上来,给他们留着吧,咱们到前面再找个。”于是,他俩像赶会的老百姓寻找要买的东西似的,东瞧西看地继续往前走。

  来到市场南头离城门最近的地方,任广茂看到一家布摊旁,有个腰插匣枪的汉奸小头目,左手托着一块西瓜大口大口地吃着,眼睛看着货架上的布,右手不住的指划着。这时,任广茂碰了碰郭德修说:“这个行!”说着就迅速来到那汉奸背后,顺手从篮子拿出匣枪,枪口对着那家伙的后脑勺上猛一扣板机“叭”的一声,那家伙应声倒下,脑袋开了花。任广茂从那家伙腰里抽出匣枪,朝天空叭叭打了几枪,会场顿时大乱,赶会的人四处奔跑。

  这时,隐蔽在北门外的5名战士对准城门也开了枪,城里的汉奸以为八路军攻城,立即关了城门收了吊桥,出来赶会的汉奸回不了城,吓得缩在城壕里,带着手榴弹的3名战士也趁机抓了个汉奸,他们5个不慌不忙的离开会场。

  任广茂等回到了石楼,拿着那把匣枪见到周司令员,周司令员说:“你们真是名不虚传!”

  智破敌据点

  1942年,日寇“九·二七”合围以后,斗争日益残酷起来。在鄄城,除鬼子以外,汉奸就有12个中队,1000多人。他们三里安据点,五里挖道沟,使根据地的范围逐渐缩小。为适应新的战斗形势,地委叫刘传朋做武委会工作,他暂时离开了县大队,带着赵清顺等开始搞民兵联防。他们先从几个村做起,组织民兵黑天白天站岗,一村有情况,各村来支援。后来,民兵联防逐渐扩大到敌人据点附近。在村里村外扯满地雷线,有真有假,迫使敌人一天到晚蹲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到庄上来。遇上汉奸配合鬼子出来扫荡或抢粮,他们就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埋粮食,藏饭锅,连水井也封起来。同时组织民兵采用“苍蝇、麻雀”战术,一处打响,四处支援,打胜了一气追到敌人的据点,打败了就四下分散。搞得敌人昏头昏脑,常常是饥疲交加,狼狈而归。

  这样的战斗,一直坚持到1944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敌人接连不断地发动大扫荡,我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都化整为零跳出了包围圈。只有他们民兵坚持就地骚扰敌人。在反扫荡中尽管斗争环境很恶劣,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战斗。

  到了1944年,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越战越强,敌人像秋天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这年8月,我八分区主力部队决定攻打郓城县汉奸县长刘本功,这时刘传朋担任了鄄城县县长,他们就在鄄城县组织民兵晚上围攻敌人的据点。首先包围了霍庄伪乡公所。霍庄伪乡公所的炮楼修在西大堤上,炮楼里的敌人因为害怕民兵联防,平时不敢轻易出来,可民兵包围炮楼他们不怕,他们知道民兵武器差,子弹少,打炮楼没有力量。民兵把炮楼围起来以后,也觉得硬打不能取胜,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找一个南方口音的同志,装作老八路向敌人喊话:“你们缴枪不缴枪,不缴枪我们就开炮了!”这一喊果然灵验,炮楼里的敌人以为真的被老八路包围了,连忙回答:“交枪!”

  就这样,40多个敌人,全部乖乖地缴了枪。

  接着他们一边让群众拆炮偻,填壕沟,一面马不停蹄地连夜顺大堤往西南走,迅速包围了高河崔据点。民兵刚一开始射击,就打伤了炮楼上的一个汉奸兵。汉奸士气低落,谁也不敢朝外打枪。于是那位南方口音的同志又向敌人喊话,炮楼上的队长是刘寺村人,民兵已经向他做过许多工作,他一听到喊话,就交枪投降了。又顺利地缴了6、70支枪。

  一个晚上缴了两个据点的枪,民兵的士气大振。第二天晚上又去包围尚庄据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据点,共有l00多支怆,炮楼筑得也比较坚固。民兵围上去以后,还是一面让那位南方口音的同志到跟前向敌人喊话,一面让联络员贾海全到炮楼里去联系。贾海全的岳父叫王东昌,王东昌和汉奸县长王文宪关系较好,炮楼上的敌人知道这个关系,平时比较相信贾海全的话,贾海全走进炮楼对他们说: “缴枪吧,不缴不行,外面几个据点都打着。”

  谁知这次敌人对贾海全的话半信半疑,磨磨蹭蹭老是不缴枪,到了天快亮时,他们要求派个代表出来谈判,刘传朋判定敌人名为谈判,实为探听虚实,就答应他们派人到据点附近的两炮张庄谈判,刘传朋找来一身军装,让通讯员整整齐齐地穿上,做好谈判的准备,敌人派出的代表是炮楼上的司务长,刘传朋和他刚在一个房子里坐下,通讯员就按照事先商最好的办法走进来,朝刘传朋打了个立正,行着军礼说:“报告县长,参谋长请你。”刘传朋故意装做很严肃的样子说:“稍等就去!”刘传朋和司务长谈了约十几分钟之后,通讯员又来了:“报告县长,参谋长说时间到了,要马上行动!”敌司务长再也坐不住了,慌忙跑回炮楼,一会儿,敌人全部缴了枪。

  刘传朋带领民兵连续拿下3个据点,消息像长了翅膀,到处飞传,大刘庄据点的汉奸因为害怕缴了枪,连忙逃跑了。群众用火燃着了炮楼,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

  (根据刘传朋同志的回忆,由鄄城县委党史委鹿润生、李勋臣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刘传朋抗战时曾任鄄城抗日政府县长,离休前为山东省河务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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