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的在嘀咕,请客的也谈不上轻松。光掂量这请谁不请谁,就得颇费一番脑筋。关系一般不想请,但舍不得当初给出去的那份钱,只好硬着头皮请;关系明明很好,但不想让对方破费,就不好意思请。人家给的礼金少了,自己心里不舒服,可要是给得太多,也未尝不是一种压力……
不熟的人请不请?
小蕾打算明年举行婚礼,本来她有自己心中的名单,但因为陆续参加了一些平时不太熟的同学和朋友的婚礼,这份名单还在逐渐“膨胀”中。
“他们请我的时候,说实话还挺意外的,但我能去的都去了,不能去的也随了礼。那我结婚的时候也要叫上他们,主要是考虑到没准在人家心中,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比我自己评价得要近。如果我结婚不通知,怕人家心里会有想法。”小蕾笑笑,“当然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原因,我这钱不能白给,得回来啊!”
“也要看办的地方,我没有考虑自己给过谁钱,完全是按照关系远近决定的。”去年结婚的洪女士说。当时她在宁波最高档的酒店办婚礼,席开20桌,算上场地、典礼费用,平均下来每位来宾需要随礼一千元才能“回本”。这样的规格之下,她和老公以及双方父母请的都是“精挑细选”的客人。
领导和前辈请不请?
最令小蕾犹豫的,是要不要请领导和前辈。在进入公司之前,他们就已婚已育,小蕾担心,自己没有什么“回报”的机会。“有几位前辈平时很照顾我,是希望他们来见证一下的,也真的不想要他们的钱。但如果请了人家,总不能强调说,‘千万不要给钱’吧?估计人家也会不好意思的。”
在洪女士看来,真的关系很好的同事,无论对方是否已婚已育,都应该通知。“万一人家怪你不通知,即便你解释说‘为了替你省钱’,人家也不会领情的,难道我就缺那几百块钱吗?看看他家孩子多大,等到升学、孩子结婚时同样表示一下就行了,或者逢年过节送点东西,总会还回去的。”
对于领导,倒应该谨慎一些。洪女士认为,根据自己的职位,请“顶头上司”一级的领导足矣,过高的领导不要请。“给钱也不好,不给也不好。而且如果真的来了,别的同事一看,什么情况,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而且来了你的婚礼,以后去不去别人的?”
礼收了债怎么还?
今年4月,杨珊和老公,还有双方父母一起去了巴厘岛,举办了一场只有他们6人参加的小婚礼,化妆、典礼、拍摄等费用总共是三万元。可回了国,杨珊的父母又紧锣密鼓张罗起老家的“答谢宴”。面对女儿“不是办了婚礼了吗,怎么还办?”的疑问,父母正色说,“那只能算是他们家那边办了。我们不摆酒,这些年随出去的钱朝谁要啊?”
杨珊形容自己是那种别人亏欠自己可以,自己不想亏欠别人的人。“特别受不了这种模式化的心照不宣,人家表面都‘恭喜恭喜’,然后就盘算得给你多少钱。说实在的,礼钱标准越来越高,即便关系再好的朋友,分享你幸福的同时,也多少会有点肉疼吧?更何况大多数的人关系还没到那个份儿上。这就是一个收钱、还债的过程,大家何苦要互相为难?”
而在去年的婚礼上“收获颇丰”的洪女士坦言,自己从来没有通过婚礼赚钱的想法。“我结婚算早的,大家给我的钱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以后回礼的时候还得在此基础上加一些,凑成吉利数字。”今年10月4日,洪女士就要去上海参加分公司领导儿子的婚礼,“他去年来宁波给了我们6000元,这回我们要随到6600元或者6800元,压力山大啊!”
[过来者说]
“送点实用的东西吧”
田香(58岁,企业退休职工):上世纪70年代初给人家随礼,基本都是送实物。一个暖壶、一床被单、一对枕巾、一条毛巾……都是用得到的东西。稍微大一点、贵一点的,比如超过十块钱的,或者说镜子,都是大家联名送的。姑姑家就有这么一面镜子,上面写了一二十个人的名字,如今看来很有纪念意义。也有送钱的,5毛、一块,或者送粮票。
到了80年代,结婚要有五斗橱、自行车、手表、录音机等,物品方面算是比较齐全,开始慢慢转入送现金。我那时候每月工资五六十块钱,通常是随5元、10元,关系特别好的给到20元。
那时候人们对于二婚也比较宽容。80年代中期我们参加了一个女同学的婚礼,到了1993年,她通知大伙儿又要办婚礼了。那时候的标准是普通朋友随50元,比较好的随100元。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觉得她是个女同志,又带个孩子,能再结婚挺不容易的了,随点份子就当帮助她。是一种同情和关心,一点都没有“你都收过份子了怎么还办婚礼”的念头,心态真的是跟现在不一样。
能通知到我的,我都去,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基本随礼都是200元、500元的水平,不会太有负担。更多是捧个人场,希望以后自己家里有什么事,别人也能来捧场。
现在年轻人的礼金真是太高了,好像给钱少了关系就不好了,一个月摊上一两个,生活就要紧张,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反正就是个心意,大家都少给点儿,像我们也不考虑什么通货膨胀的,对情感的表达反倒比较纯粹。(记者 魏婧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