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东明12月18日讯　“在电视上看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特别是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我们小井人更有信心，更有奔头了！”12月18日下午，东明县小井乡小井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强生告诉记者。
 “30年前，我的父辈听从领导号召，给群众分地，让大家吃饱饭。现在，我们当村干部的，要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12月18日，小井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强生告诉记者。
 他的父亲李继安今年84岁，30年前任小井村治安主任，配合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金玉一块给群众分地。他说父亲跟别人最大的不同是：听党的话，领导要求了，就一定办好！
 “当时给群众分地，心里可真是害怕呀，怕受处理，怕挨斗。”12月18日，李继安在家中告诉记者，“虽说有周（振兴）书记给撑腰，当时俺哪敢说是分地，说是借地给群众，让群众开荒地。”老人虽已84岁高龄，仍思维清晰，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
 30年后，旧事重提，李继安老人显得很兴奋，也满脸光荣。
 小井村的光荣历史，也让现任村干部感到压力。李强生说：“现在小井村人不仅吃饱饭，还实现了富裕，村里很多人都做生意，家家看上了彩电，几乎家家有手机。我们想着多给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现任小井村党支部书记李子山告诉记者，村里在10多年前就通上柏油路，2006年村小学盖了教学楼，村里也家家吃上自来水，村民人人都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看病能报销。
 李子山的父亲李金玉1978年担任小井村党支部书记，曾参与并领导那场轰轰烈烈的小井村分地到户。老人1988年退休，1991年病故。现在李氏三兄弟都生活在小井村，生活得幸福而舒心。
　　李强生说，听到胡总书记“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讲话后，我相信小井村人，也相信中国的农民日子会越过越好，国家会由更多更好的政策支持农村发展。
相关链接：菏泽“大包干”
1978年1月，当安徽凤阳小岗农民以生命作赌注写下那张著名的“生死文书”偷偷进行土地包产到户的时候，小井村的土地承包已经实行了半年。
　上世纪70年代，东明县是全省出了名的贫困县。1978年1月16日，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到小井乡小井村调研，发现农民生产、生活非常困难。当天晚上就召集东明县委班子开会，最后下定决心“分地”。当年3月，周振兴主持召开２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要求破除体制束缚，在全区推行“分田到户”。这比闻名全国的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改革早了半年时间。
  菏泽“大包干”是全国最早进行的、由一级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等到安徽小岗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开，菏泽的农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小井村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小井精神”早已成为中国改革精神的一面旗帜；小井村创立的“三‘好’ 经验”（即办法越简单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具体越好）已经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史册。

　　　　　张殿兴，一位因穷出名的农民　

 张殿兴，一位东明县74岁的普通农村老人，连大字也识不了几个，然而在百度搜索上输入他的名字，会立即蹦出几十条相关信息，每一条无不紧紧连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
　　　他的出名缘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一位在全国率先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地委书记周振兴。
　　　1978年1月16日，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到东明县一个地处三个公社交界的小井村调研。当他走进临街村民张殿兴家时，看到吃惊的一幕：3间土坯堂屋已扒了两头的两间，剩下的中间一间破烂不堪，四下透气，靠后墙一角铺上一层麦秸，周边用破砖围起来，就是全家人的地铺，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全睡在上面，全家共盖一床破棉被。
 他告诉地委书记：“队里今年没收啥，政府发了《购粮证》，也没钱买粮，家里值钱的只有檩条和瓦，扒下来卖了买粮食。”周振兴看看张家的米缸，里面只剩下两斤地瓜干。他揭开张家锅盖，里面躺着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头，还有几个饭团子，是高粱壳和地瓜叶，用榆树皮面粘在一起。
吃过苦、挨过饿的周振兴拿起一个，难以下咽。　　
　　　当天周振兴回到东明县城，召集县委常委开会，一直研究到半夜。他当场拍定：把全县盐碱地尽快分下去，借给群众自种自食，3年免征农业税，先让群众吃饱饭。　　
　　　周振兴还给县领导吃下“定心丸”：“你们先开个头。如果有人告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陪你到北京打官司。农民守着土地挨饿，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饭绝不是罪过。”　　
　　　当年，小井村在全国率先开始“大包干”，以“借地”、“治碱”、“垦荒”的名义，悄悄地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不仅把收归集体的自留地和作价归集体的地排车退还给农民了，还把全村2000多亩荒地和盐碱地“借”给了农民自收自种。张殿兴家里“借”到了两分多地，“当年就打了四布袋（400斤）麦子，全都是自己的！”这一举动，比安徽小岗村要早了半年多。
 当年，东明县把10万亩茅草长得有半人高的荒地分给了群众。第二年，这些刚刚开垦出的荒地上打的粮食比生产队的好地还要多得多。让农民自己有地种，至此成为东明以至菏泽包产、包干到户的开始，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此后菏泽以不到全省1／10的人口，为全省提供1／6的商品粮食。  
　　1980年，张殿兴家光麦子就收了4200斤，“以前，俺村连野菜和榆树皮都叫粮食，过了三年，家家户户吃上了白面馒头。”这一年，张殿兴把拆掉的两间房重新盖上了，“要是不分地，苦日子看不到头啊。”
 从1978年起，周振兴多次到小井村，每次都少不了去张殿兴家。现在张殿兴和老伴住在自己刚刚翻新的老宅子里，五个儿女都已成家，老大家今年还刚盖了新楼房。
 　　

 

大众日报报道：

老书记为何年年来小井村
 
    我们采访了解到，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几乎年年要到东明县小井乡的小井村，年年要见见村里的一个叫张殿兴的农民。这是为什么呢？

    9月3日傍晚，我们见到了张殿兴，张殿兴正坐在自家院子里一棵石榴树下乘凉，摇着蒲扇眯着眼睛，惬意地坐在一把老椅子上。对74岁的张殿兴来说，晚年能有这么好的光景，他感到非常满足：“提到周书记，说来话就长了。”

    上世纪70年代，东明县是菏泽出了名的贫困县，位于三春、刘楼、马头三个公社交界的小井村是最穷的村之一，“穷到什么地步呢？俺们全村300多户、1700多口人，常年在外要饭的就有900多人，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维持。”而张殿兴一家又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俺在院子里搭了个窑给生产队烧瓦挣工分，老伴就出去要饭。”说起过去的苦日子，张殿兴一直摇头叹气。

    1977年是张殿兴一家过得最苦的一年，队里庄稼收成不好，每人只分了一碗麦子，四十斤地瓜干，政府发了《 购粮证》 ，可是家里连一毛钱都拿不出来。“当时三间房子，扒了两边的两间，卖了房瓦和檩条凑了点钱买了点粮食。”

    1978年 1月16日，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走进张殿兴家的院子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景象：三间堂屋拆了两间，只留下中间的一间孤零零地杵着。屋里在靠墙的地方用砖围个圈，里面铺上麦秆就当床了，一家七口人，全睡在上面，全家人只盖一床破被子。

    “周书记看了看俺家的粮缸，里面只剩下两斤地瓜干，他又揭开灶上的锅盖，里面有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窝头，另外还有些菜团子。“菜团子是高粱壳和地瓜叶、 榆树皮面做的，周书记拿一个和同来的人分着吃，有个女同志当场就吐了出来。”

    说到这里，张殿兴深深叹了口气，“苦得很啊！”不是菜团子苦得很，而是生活苦得很。说话间张殿兴的老伴、已经73岁的张平老人回家来了，听到老伴回忆过去那段苦日子，张平在一旁默不作声。

    其实作为一个母亲，张平对生活的苦痛体会得更深刻，“她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孩子出生后没有奶吃，她只好月子里找别人要奶喂孩子。自己出去要饭。”张殿兴拉来一条小板凳让老伴坐下，“她跟着俺没少吃苦啊。”

    张平不肯坐，她站在老伴后面悄悄抹眼泪。隔壁二儿子家两个孙女趴在墙头上看到奶奶抹眼泪了，就一直喊她，张平走过去与孙女说话。“她脾气犟，提到过去的日子就爱哭。一哭就止不住。”张殿兴说。

    张殿兴的贫穷深深触动了周振兴，当天回到东明县城，周振兴召集县委常委开会，一直研究到深夜一点多，指导思想就是“不能再让农民守着土地挨饿”。

    1978年，小井村不仅把收归集体的自留地和作价归集体的地排车退还给农民，还把全村2000多亩荒地和盐碱地“借”给了农民自收自种。张殿兴家里“借”到了两分多地，“当年就打了四布袋麦子，全都是自己的！”这一举动，比安徽小岗村要早了半年多。

    想起当年把四布袋麦子扛回家的情景，张殿兴忍不住笑，“俺在路上想，这得装多少碗啊。”1979年初，张殿兴家里每人分了半亩“ 口粮田”，还是自种自收。

    1980年，张殿兴家光麦子就收了4200斤，“以前，俺村连野菜和榆树皮都叫粮食，过了三年，家家户户吃上了白面馒头。”这一年，张殿兴把拆掉的两间房重新盖上了，“要是不分地，苦日子看不到头啊。”

    从1978年起，周振兴每年 3月份都来小井村，每次都来张殿兴家，“他来一年，俺家里情况就变一年，连着来了八年，家里的情况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变啊。”

    如今张殿兴和老伴住在翻新的老宅子里，五个孩子各自成家。老大今年刚盖了新楼房，老二的房子也是前几年新盖的大瓦房，与张殿兴隔墙而住，唯有常年在外打工的老三让他不太放心：“一年回不来几次，也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舒坦不舒坦，其实回家种地也挺好的。”种了一辈子地，张殿兴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老两口的六亩半地至今舍不得分下去，“除去半亩菜地和一亩棉花地，剩下的五亩地今年打了6000斤麦子，够吃够喝了。人啊，要惜福，没过过苦日子的不懂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