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的孩子在摇篮里呀呀诵诗的时候，当土家族的孩子在背篓里手舞颜开的时候，歌声中，祖母用背带编制成了我寄托梦想的摇篮。

所谓背带，就是一条长约七八尺，宽约五六寸的布带。用这条布带扣住孩子的后背，布带两头从孩子的腋下穿过，然后绕过大人的肩膀，在两肋间折回去，两头在孩子腿部交叉，再折回来，在大人腹部把两头系在一起。这样，母婴就连成一体了。我们那边的孩子，一般都享受过这样的殊遇（近年来，由于摇篮在农村的推广，这种背带就不大常用了）。然而，给予我摇篮的不是母亲，是祖母。

在我们那边，母亲的责任似乎仅限于生下孩子，哺育孩子，其余的工作，不管多少繁简，都交给孩子的祖母。除孩子没有祖母，或者祖母的孙子孙女太多，一般而言，祖母才是养育孩子的真正母亲。

在我的模糊而又清晰的记忆中，我的背带是用蓝色的的确凉制成的，估计也不是一整块布，而是用多条布料镶接而成，因为在背带上似乎确有几处接痕。

我是家里的长孙，因此，这种殊遇似乎更进了一层。在我的印象里，祖母总是一边唱着传唱了几代人的歌，一边把我背在了背上。祖母的背很宽厚，很舒服，如一张温床。孩提时的那些零碎的记忆，大抵是从这儿起航的。祖母就这样背着我忙里忙外。她做什么，我就伏在她背上睁着小眼睛看什么。菜园里，那满园的菜花烧灼着我的记忆；草地上，大水牛的犄角晃动在我心中；捣衣砧上，木杵的旋律仍回萦在我的耳际……我用幼稚的眼光，好奇地领略着这一切，渐渐地，浅浅的记忆被雕刻成深深的印痕。

祖母爱唱山歌。我们那儿的男男女女，人人都能唱。但是，祖母的山歌是唱得最好的。春夏之际，黄昏倚着几朵羞晕儿，几家妇女各自背着孩子，牵着牛，来到大草坪上。牛儿们尽情地享受着鲜肥的嫩草，或者你思我慕地叫唤撒欢。此时，祖母常和她们团做在草地上，把背上的孩子放下来，抱在怀里，彼此拉起了家常。高兴到了极致时，也会放开嗓子唱山歌。歌声赶着风儿，拂过草尖，在山谷间久久回荡。有时，正在对面山上打柴的老头会突然冒出半个头来，粗犷地应和几声，然后就是一阵爽朗的大笑。我们听得欢了，也笑哈哈模仿几声，引得大人们一阵心疼。家常拉得热乎了，揽着孩子的手就不知不觉放松了。我们就会悄悄地从她们的臂弯里爬出来，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摘采那些即将凋零的野花。她们只顾说她们的，也不管。只有当某人偶然一瞥，发现我们爬远了，才呵斥一声，站起身来，把我们一一捉拿回去。

孩子本来就是天真的，拘束得多了就会感到腻烦。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趴在祖母背上大哭大闹，泪水鼻涕全擦在她背上。哭闹得多了，祖母就把我放下来，抱在怀里，心肝长宝贝短地哄个不停。有的时候，她还会变戏法似的掏出几颗糖来，塞进我嘴里，我立马就停止了哭泣。原来，小孩也是喜欢受贿的。其实，八十年代，我们那边还没有糖果买，也许那些甜甜的东西，是自家用红薯熬制的薯糖。

时光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没过了几年，我妹妹就降生了，而我也早就能到处奔跑了。祖母就用背带背着妹妹，用左手拉着我的小手，一边走，一边唱。

我稍大以后，有一个清明，祖父带我去祖坟拜奠。回来时，祖父指着一家院落告诉我，祖母曾经背着我串门到了这里。当时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概念，只觉得脚酸痛极了。现在想起来，那是十多里山路啊！

孩子总会有与大人对峙的时候，我又是那么的淘气，难免让父亲生气。父亲气得不行时，就用荆条赶着我打。我一边跑，一边哭，扑到祖母怀里避难。祖母一手搂着我，一手去夺父亲手里颤动的荆条。父亲狠狠地瞪我几眼，没办法，只好松开手。为了我，祖母不知道和父亲拌了多少嘴。父亲总是气呼呼地说：“娘，你老是护着这孽种有啥用啊？你能把他带到坟墓里去吗？”

祖母紧进地抱着我，泪水从她脸上淌下来，滴落在我脸上，和我的泪水汇在一起。

祖母常常开玩笑说：“孩子，等你长大做官了，只怕我坟头的茅草都好深了咯！”

我那时并不明白那是啥意味，总是天真地回答：“奶奶，我明天就去当官，让你享大福。”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外地求学，很少回家。每次回家，祖母总要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恨不得我把所有的事儿一古脑全倒给她。我耐心地陪着他，唠叨这，唠叨那。看着祖母的脸，一年年衰老了许多。

到了武汉后，每个星期我至少要打两个电话回家。每次我都要父亲请祖母来听电话。祖母总是问我在外地习惯不习惯，生活怎么样。她又嘱咐我要注意保护身体，不要着凉。她说一句，我就应一句，生怕漏了哪一句没回答。最后，她总是说：“孩子，爷爷奶奶身子骨都很好，不要惦挂，好好学习吧！过几天，打个电话回家，奶奶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好想哭，但没有哭，怕她听见。我曾暗中问父亲祖母的身体如何，他告诉我，没什么大碍，只是病痛似乎又添了些。

我握着手机，直到对面挂了电话。

那条蓝蓝的背带，不知在哪个堂妹出生时剪了做了尿片。然而，那曾经勒着我的身体，现在又勒着我的灵魂的蓝蓝的背带，一头仍握在祖母手里，一头缠绕在我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