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叔在我们的族谱的辈份甚高，像我们这么年纪的青年人都得称他一声：大公。我们这等年纪早成家的，儿女们也会在上学时叫一声：祖太公。由于我父亲的辈份也甚高，与他同辈，因而，我只以庆叔相称了。

庆叔虽然是年纪已过八十的老人，但仍能步行两三公里外的市镇上凑热闹，但只可惜是背已经驼了。身体健壮的他，甚爱跟我们这群小伙子坐于一起嬉戏玩弄。自从村子里实行通信到家之后，庆叔便成了村中唯一的邮递员。

这一年我被迫辍学了。退学回来呆于家中，通过杂志和电台，交了许多笔友。信一多，庆叔与我便熟络起来了。后来，我听说他曾多次规劝父亲，别让下一辈受累了，让我们多一些机会念多一些书。固执的父亲坚决没有执行。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关怀让我真正感受到他对下一辈的呵护与关怀。尽管他曾多次公开向我们诉说自己对外孙女再续学业不赞许的看法，但他对我们这一族的男丁也算尽了长辈之职。

我十分喜爱象棋，因此一有空便坐在大榕树下，与那些年过数旬的老人下几局。庆叔却不然，他虽然懂棋术，但绝不下场，他说这是太伤脑筋的把戏。突然有一天，我上他家之时，他竟要我与他对下象棋。甚觉奇怪的我摆好棋局，邀请他下场。结果我一连输了三局，我大为不解，正要问及其因。

“你是可造之材，只可惜环境不许人了，可叹啊！”庆叔自言自语地说。

我苦笑了，也许是对自己凄然处境的一种无奈吧！

这一年，我开始写稿，并向各文艺杂志投稿。突然有一天，当我回到家中之时，母亲告诉我，庆叔找了我两趟，不知何事？我跑着上了去，庆叔喜出望外地递给我一本杂志和一张汇款单。

“想不到你这小子也真有本事，学会了写稿，值得称赞。”庆叔笑着对我说。

我翻开杂志，细看之下，在一偏僻角处有我的数十句点评，我凄然地笑了笑说：“才豆腐块大小的文字，十五元的稿费，不要便罢了。”

“话不能这么说，古人云：万事开头难。你刚刚开头就发表了百余字，这是一个很好的个开头啊！我活到八十岁了，连半个字也没有登过报呢！”庆叔似乎在诉说又似乎鼓励。

“很好，让我们的村族里多几位现代文人，也是一件光采的事情。”庆叔补充了一句。

当时，我还是对文学一片迷茫，只是淡然一笑。

后来，我出外打工了，与庆叔相处的日子少了，他的印象依然是那么深刻。每逢我返回之时，总会到他那间小屋里坐一下。他也会像往常一样，询问我许多在外面的生活，处世方式。

当庆叔问及我还有没有继续写稿时，我凄然地苦笑着回答，在这两年里，我学着写，投了近两百篇稿子，可能发表的却是寥寥无几，这是一条苦涩的道路啊！

“你的性子就是太急噪，你得耐着呢！你得以生活为题材。生活是一本百科全书，你得慢慢去琢磨琢磨呢！”庆叔语重心长的说。

一直怀疑自己是否与文学无缘的我，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曙光。在以后漂泊无定的打工生涯里，我时常想，庆叔说得很对，我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将自己在流浪的辛酸、打工的乏味溢于字里行间。

后来，我看到庆叔的背更加驼了，走路也有些蹒跚了，我便规劝他说：“庆叔，你也一把年纪了，不缺吃的不愁穿的，还如此辛苦，到底为了什么呢？”

“这些年来真的有些觉得老矣！走路也慢了许多，只不过我命生来就贱，屁股坐下来心却定不下来啊。更何况，趁着还未到走不动之时，在村中逐家逐户，窜窜门，再认真看看生我养我的本土。”庆叔笑着说，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若能活到百岁，这份差儿也得干到九十呢！”

这次回去，母亲却递给我一叠信，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恶耗：庆叔已于上个星期去世了。

“怎么会这样呢？他不是很好的。”我连忙追问。

“被汽车撞的。我说他也是，八十多岁了，还背个邮袋，上市镇窜门户，横过马路时，被飞驰而来的小汽车撞抛几米之远。唉！他一个人没牵没挂的，女儿嫁了出去，不忧吃不愁穿，还如此辛劳，实令人难明！”母亲解释说。

也许我和母亲都是凡人，不懂得庆叔的真正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遇到挫折，静下来沉思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庆叔的模样。他教会我如何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