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们在小兴安岭一块墓地为双亲骨灰合葬时，我把一台老式半导体收音机擦得干干净净，放入四个崭新的五号电池，套上黑色的皮套，拨动开关旋钮，调到只有母亲能够听到的微弱的音量，而后轻轻送入墓穴，放在母亲骨灰盒的旁边。安息吧，母亲，封存的收音机将永远忠实地陪伴着你！我在心中默念着，泪水潸然而下……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突然发病英年早逝，母亲经受不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经常以泪洗面。五个孩子天各一方，只是休假和过年时才能回家看望母亲。父亲去逝后母亲满头的青丝白了大半。我不忍看着母亲一天比一天憔悴，于是萌发了为母亲买收音机的想法。

母亲没什么文化，也没有工作，母亲年轻时就要强。凭着五十年代扫盲班的底子，母亲能看报、写信，尤为关心国家大事。从文革期间家家安匣子（喇叭），到后来哥哥知青点散伙捧回一个木壳收音机，母亲干着活都要打开听。记不得我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托人从北京捎来一个红灯牌收音机。听说再早还要工业券呢。银白色的外壳，大红的后盖，长长的天线，外带结实的皮套。母亲爱不释手，随着年代的变迁，母亲从爱听新闻、歌曲到生活常识和评书，五花八门，母亲常说，“坐在炕头，放眼世界”。

有一次母亲听澳大利亚台讲圣经，听上了瘾，后来竟按广播电台播出的地址索要节目单，且把五个子女的地址全都写上了。当我们收到国外寄来的精美的折叠节目表时，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干的事。

记得一个冬日的凌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母亲拉着爬犁借着积雪的微光送我去车站。凛冽的风像超薄的刀片无情地刮割着我的脸。一路上只有呼呼的风声、嘎啦啦的爬犁声和不远处的犬吠声。母亲似乎看出我有些害怕，告诉我，没事，她常走这条路。母亲打开了话匣子，说邻居都很羡慕她，说她有好女儿。这话母亲不知说了多说次了，因为那个收音机。要知道，那个年代，有几家有红灯收音机的？

进了候车室，母亲把一个布包塞进我的旅行袋，我伸手一摸，坚硬的长方形东西。母亲告诉我，“收音机你拿去吧。”我有些不耐烦，大声说着“我有，你给我干什么？”母亲好像做错了事，低声说着“我怕你没有，还得花钱买。”“我还能骗你！”我把包塞给母亲，随着人群涌向检票口。想到深更半夜，母亲决不会在手脚冻得生疼的清冷的候车室呆下去，母亲一定会拉着爬犁一步一滑地在没有路灯的雪地走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时，我的心一阵酸楚。我扭头看看母亲，母亲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强忍着泪，朝母亲挥挥手。“呜——”深沉的铁路机车汽笛长鸣音在凛冽的夜空中颤抖着，我头也不回地向站台走去。

我知道，母亲怕我寂寞。那时，我在内蒙一个林场教书，一同分配去的姐妹一个个早已成家，有了孩子，惟独快三十的我仍住单身宿舍。母亲宁可舍弃自己最爱，也不能让女儿孤独。

后来我们条件都好了，姐姐给母亲买了小巧的调频收音机，母亲仍钟爱那台老式收音机，总是把它擦得一尘不染，摆在居室最显眼的地方——五斗橱的上方。

母亲虽然离我们而去，有父亲陪伴，还有那台红灯收音机，母亲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