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父亲问我们姐弟三个：孩子，假若脚被石头压住了，手怎么办啊？姐姐和我都抢着回答：当然要赶紧搬掉了。弟弟还接着说，搬掉石头后，还得用手轻轻地揉揉。听了我们的话，父亲满意地点了点头，还严肃地说："兄弟姐妹如同手足，你们长大后一定要相互扶持！"
    我父亲、母亲都是山东省宁阳县东部山区的普通农民，依靠种几亩薄地供我们求学。为了供我和弟弟，大姐上完初中就辍学了。1992年，我初中毕业后报考了中等师范学校。那时考上中师，就意味着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很多像我一样的农家孩子，当时都争着过这座独木桥。那年秋天，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因为一分之差，要交5800元学费。那张通知书让父亲、母亲愁得吃不香，睡不好。他们变卖了家里的粮食，亲戚朋友家也借了个遍，可还是没凑够。看着父亲、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刚上初二的弟弟开东突然说："我不上了，咱齐心协力供俺姐姐！"开东脑瓜聪明，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父亲当然不同意他的想法，还把他训斥了一顿。我也劝他，可他就是不听。第二天，连个招呼也没打，他从抽屉里拿了100块钱，到北京打工去了。那年，弟弟才14岁，长得瘦瘦小小，干干巴巴。从那时起，弟弟就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先在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到一家通讯公司架设线路。由于他勤劳机灵，没过几年就得到老板的赏识，开始承揽一些小型工程。
    学费没凑够，父亲便想托人到银行去贷款。我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又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我的中考成绩超了几十分，可由于应届生的举报，复读生全被刷了下来。一天晚上，看着我擦眼抹泪的样子，母亲劝我："凤英，要不咱接着读高中，上大学吧。"站在一旁的六叔却说："一个女孩子家，也十七、八岁老大不小了，读什么高中啊！"听了六叔的话，坐在一旁的姐姐突然跳起来，瞪着眼大声说："谁说女孩子不能读书？！凤英，说么也得读，姐姐帮着咱爹娘供你！"
    有爹娘和姐姐的支持，我到离家18公里的磁窑镇读高中。读高中的时候，正好与一个叔伯兄弟是同学。每到周末，姐姐就和婶子骑着自行车来送饭和换洗的衣服。饭是娘和姐姐准备的，除了一包袱煎饼之外，有时还烙几张油饼，炸些咸鱼、里脊肉。那时，姐姐在家绣花，三天能绣一块布料儿，一月下来，能挣200多块钱。每次来看我，姐姐都递给我20块钱，还叮嘱说："馋了，就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跑长了，婶子就对姐姐说，要不，以后咱轮换开，别都来回跑了。姐姐答应了，再往后，该她来的时候就自己来，可到婶子来的时候，她还是跟着来。姐姐对婶子说："凤英看到我就不想家了，好安心学习。"
    冬去春来，已算不清姐姐在那条路上跑了多少个来回了。那几年的学费，也大多是用姐姐挣的钱交的。转眼间，我高考结束了。1995年8月16日下午，父母要下地干农活儿，怕来了通知书找不到人，便让我在家里等着。村广播上忽然喊起父亲的名字，我一听，赶紧往村委大院跑。到了那里，我忐忑不安地从村干部手里接过信，撕开一看，里面果真是火红的录取通知-山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着通知书，我满面通红，惊喜万分：我终于成了山村第一个女大学生了！可仔细一看内容，心里又凉了半截：我的娘哎，要交6200元学费！失落和沮丧刹那间齐涌心头，现在再想，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走回家的了。我只记得，回到家以后，就无力地蜷缩在床上，为学费的事儿担忧、发愁。过了一会儿，邻家小卖部的三叔突然来敲门，说是开东来电话了。我急忙去接。一听到我的声音，弟弟就问："姐，来通知了吗？"我轻声说，来了，考上了。弟弟兴奋地问："要多少学费啊？"我回答，要六千多呢。"姐！别愁！我包了！"弟弟坚定的承诺从电话那端传来，一入耳朵，我就哽咽失声，泪水也像长河决堤般溢满双眼，流满面颊。没过两天，弟弟就从北京赶回来，还为我买了新衣服和皮箱。看着他比我还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温暖。我责怪弟弟乱花钱，弟弟却兴奋地说："俺姐都是大学生了，得有个大学生的样子才行！"看着那沉甸甸的装着7000元钱的信封，想着瘦小的弟弟在炎炎烈日或寒风刺骨的工地上辛苦劳作的情景，泪水又一次湿润了我的双眼。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姐姐、弟弟都已结婚成家。我们每一次通电话，每一次相聚，我都想起父亲关于手与脚的问话，想起姐姐风里来雨里去为我送饭，弟弟用血汗钱资助我求学的一幕一幕。姐姐、弟弟都生活得很好，不需要我的资助，我只有在心里，时常默默地为他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