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严冬，天寒地冻，连续多日，小城的气温始终徘徊在0度至5度之间，很快就要到牛年的春节了，这天晚饭后，我和妻儿坐在开着热空调的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喝着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嗑着酥脆可口的天府花生，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电视里播放的精彩文艺晚会节目，无比惬意地享受着温馨甜蜜的天伦之乐。

“烤红苕，烤红苕，卖烤红苕哟——”倏地，楼下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声极富韵味的吆喝，像一支支疾进的利箭，瞬间穿透冰凉压抑的夜空，射中了我的心房，使得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震，思绪顿时插上记忆的翅膀，飞回到了当年烤红苕的情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妈妈和我们三弟兄挤住在妈妈学校分给的一间狭小的旧平房里，冬天取暖，用的是蜂窝煤，就是在屋子的中间放一只蜂窝煤炉，木柴点燃蜂窝煤后，炉膛口盖上一块钻有几个小孔、刚好能遮出上沿的厚石棉板，让蜂窝煤在炉膛内慢慢地燃烧，热量得以慢慢地散发，借此调节室内的温度。产红苕的那几个月，每天晚饭后，我和两个弟弟都会在蜂窝煤炉膛口石棉板的周围烤上几条洗得干干净净的红苕。烤红苕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不能有半点儿偷懒，必须经常把红苕翻转“面面俱到”，烤得差不多时，更要随时用毛巾包着手捏捏红苕的粑硬程度，稍不留意，就容易把红苕烤糊或者烤成夹生货，那就难以下咽了。红苕烤熟后，我们会请妈妈来进行分配。如果烤的是四条，妈妈会把最大的那条给小弟，稍小一些的那条给二弟，再小一些的那条给我，最小的那条留给她自己。如果只烤了三条，妈妈就不吃。我和二弟曾经不高兴地问妈妈：“为什么小弟每次总是吃最大的？”妈妈笑着说：“因为你俩是哥哥，哥哥当然应该让着弟弟，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嘛！”“尊老爱幼，那妈妈您就该吃最大的，可为什么您总是让着我们呢？”我疑惑不解地问。妈妈摸摸我的头，和蔼地回答：“因为我是妈妈，所以该吃最小的。”当时，我和两个弟弟很有些狐疑，长大以后，才体会到这看似简单的分配烤红苕，其实正蕴含着妈妈对我们三个儿子最最深切的关爱之情。

烤熟了的红苕，外皮富有韧性，香味独特，心子金黄诱人，浓香扑鼻，咬一口，满嘴甜而不腻，软而不粘，提神爽气，滋润心田。我和两个弟弟每次分到烤红苕，总舍不得几下下肚，总是轻咬细嚼，慢慢品味，那时那刻，只觉得吃烤红苕真是人世间最最美好的享受了。

那些年，我们家吃的烤红苕几乎没有花过钱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敢于讲真话的爸爸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下老家接受监督劳动。乡亲们知道爸爸是个好人，十分理解和同情他，对他非常宽松。每隔一段时间，爸爸都要抽出几天进城和家人团聚。深秋季节，红苕出土。爸爸每次进城，都会背来一大背篼精心挑选过的南水苕。那些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团团围坐在蜂窝煤炉旁，一边烤着火，一边烤红苕，聊着家常，谈笑风生。蜂窝煤炉上，锑壶里的水开了，蒸汽顽皮地冲撞着盖子，盖子有节奏地轻轻嗑叩，象演奏着动听的打击乐。水蒸汽从锑壶口和锑壶盖沿周围喷出，袅袅地四散开来，无私无畏地润湿着干燥的空气。明亮的灯光照着我们一家人快乐的笑脸，烤红苕的香味盈溢在小小的房间，融融的暖意驱散了爸爸郁闷的心情，驱散了妈妈辛勤操劳的身心疲惫，也驱散了窗户缝隙灌进的丝丝寒意。我常常对着蜂窝煤炉呆呆地发怔：人要是不长大该多好，要是能够永远和爸爸、妈妈、两个弟弟一起每天晚上烤红苕该多好！

冬去春来，花谢花开。岁月流逝，永不复返。如今，落实政策平反后恢复工作的爸爸早已在十多年前因病去世。我和两个弟弟也早已长大，各自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我们这座小城，绝大多数的人家也早已用上了干净、方便的天然气，用蜂窝煤炉烤红苕也变成了我脑海里渐渐淡去的童年记忆。

卖烤红苕的吆喝声早已消失在这新年既将来临前的寒风凛冽冬夜，然而，她带给我的温馨回忆却让我的心在这天晚上再也没法子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