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花开的时候，父亲打电话来说，大伯不行了。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变的哽咽起来。在我回去的第二天，大伯便走了。

医院在确诊大伯得了肝癌的时候，已是晚期。从医院回来，便一直没下过床，直到去世一共十四天。在这期间，大伯每天都会念到哥哥姐姐和我。大伯没结过婚孤孤单单一辈子，视我们如亲生儿女。可我们恰好都不在家，哥哥去了苏州我在合肥。邻居都说是我回去，加快了大伯的步伐，如果我不回去，大伯还会一直等下去的。大伯是相信迷信的，据说临终前没有下辈送终，到了阴曹地府会受罪的。大伯在临终之前，把我叫到床前，似乎要说些什么，可还没说出口，便开始抽搐，然后就大口大口地呼气，直到呼完最后一口气。大伯走的时侯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辉从小木头窗子照了进来。大伯是为了赶在黑夜到来之前，乘着这一小束阳光走的。

大伯的一生没过过多少好日子。年轻力壮的时候，上有多病的父亲和双目失明的母亲，后面还有几个弟弟，又赶上十年浩劫，吃大锅饭，拼命地干活挣工分，以至于自己的婚事都给耽误了。算来算去，也就是快到六十岁的时候，为村里看管林场的那几年相对舒服点。如果不是和村长闹了矛盾，大伯还会一直看下去的。那是一个春节的前夕，大伯照例到村长家去领工钱，在为数不多的几百快钱里，村长竟塞了一张假的一百元钱放在里面。当时大伯并不知道，当天下午去小店买东西的时候才被发现，大伯连夜跑到他家，和他理论，可村长当时根本不认帐，而且很嚣张地说他随时都可以把大伯赶出林场，还有村里五保户的名额也可以随时把大伯的名字给换掉。大伯这一生从没受过这么大的气，以至于以后每次提起这事时，都因为愤怒而使话音变的颤抖。就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大伯又说起了这件事，骂老天爷为什么就没有报应。的确，老天爷为什么就这么的不公平，让这么好的人走的如此匆忙，如此悲惨。

三天后，安葬好了大伯，又匆匆坐上了开往城市的客车。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两边都是开满油菜花的油菜地，比回来时又多了一派繁荣的景色。大伯走了，地里又多了一些盛开的油菜花。我知道春天舍不得大伯离去，肯定让大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生活。或许春天已经让大伯变成了一颗油菜花，可我不知道该在哪一朵油菜花前和我亲爱的大伯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