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清明，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已故多年的父亲。

父亲兄妹六人，弟兄排行老二。大伯5岁那年，为了躲避土匪，被爷爷送到舅爹家，一直养到15岁才送回来。大姑、二姑嫁人早。三伯、四伯在外念书。生活的担子全压到了父亲的身上。听俺娘说，父亲12岁就开始扶起犁梢把。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忙。我能记事起，父亲留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春天里，砍倒细长的柳树做成弓网子，卖给生产队以换取我们兄弟三人的书学费。夏天忙清了农活，便背起粪箕，顶着毒日，跑遍河埂、滩头，刨枸桤根，晒干，挑去县城的医药公司卖。猪糠快没了，赶忙撑起小船下河捞水草。遇上暴雨天气，就早早爬起，披簑戴笠，扛网背篓，消失在风雨里。中午回来，鱼篓里总是满满的。吃不了，腌一些，剩下的，父亲就让我拎着个柳条编的小篮子全村挨家挨户地送，直把我的小腿肚跑得酸酸的，坐在地上不想爬起来。秋季收种刚结束，气不透一口，又背着粪箕，四下采摘野胡萝卜种子、枸桤子、车前籽等。家里柴草不足，扁担一扛，就和人一起去30里外的洪泽湖砍草。蜡条树落光了叶子，开始编筐、编篮子，不分昼夜地编。我经常一觉醒来，屋里的灯还亮着。第二天天不亮，和大姐草草地吃点饭，跑十几里土路赶集卖筐卖篮子。有时侯遇上雨天或者囊市（货多不好卖），根本卖不了几个。傍晚回来，脚底板磨出了好多血泡，人饿得头晕眼花，生胡萝卜一口气能啃下半筐头。冬天，要是不上河堤，锹一扛，给自家的老池塘掉个底。要么就又背起粪箕，家前屋后捡杂肥。或者拿起斧头和锸锨刨树根。手掌上裂开的血口，象婴儿的小嘴，缝都缝不合。做赤脚医生的三婶常对三伯说：“你瞧二哥多能干，天天忙，想着点子苦钱。你就知道干完活回家抽旱烟，看那无用的陈书。”俺娘说：“他除了瞎忙外，还能做什么啊。”娘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笑容。

终年的辛苦，也助长了他的坏脾气。全家六、七张嘴，我们上着学，眼看着猪仔似地一天天长大，娘的哮喘病三天两日地发作，亲戚朋友、庄客们的礼钱是一定要出的……家里分的田不多，大部分又是旱田，而每年夏秋两季上缴的公粮一粒都不会少。剩下的粮食，扣除下一年的种子与肥料，再还一部分账，就只够全家勉强填饱肚子的。家里一年只能喂两头200来斤的肥猪，再养几只够买油盐酱醋下蛋的母鸡和鸭子。此外，再也没有更多的收入贴补家里。三伯、四伯家先后盖上了红瓦房，大伯家还买了一台崭新的手扶机，而我们却依然住着缝缝补补的草房子。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改贫困的家境。农活干累了，回到家，经常拉着个脸，一句话也没有。有东西摆得不顺眼就骂。娘一说，他就急，还多次动手打过娘，但娘从来都不还手，只暗下里低低地哭。父亲最爱吃的菜是辣椒炒鸡蛋。父亲最爱吃的饭是面条里放一小勺熟猪油，然后加点切碎的红辣椒，吃得满脸是汗。

    也有特别高兴的时候。冬天早上天冷，兄弟姊妹聚在一块踢毽子。父亲一看见就来了精神，象个孩子一样加入进来。毽子在他的两只脚上舞蹈：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让人眼花缭乱……我的手拍得生疼。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没有了威严的父亲，原来是如此的可爱！想必他的童年也和我们一样精彩吧！

父亲为我们定下许多不成文的家规。吃饭不要遛门子，不要靠在墙上。喝稀粥不要转着碗喝。不然的话，就是乞丐行为。我有几次喝稀粥因为没长记性，头上便招来一阵筷子的脆响。盘子里捡菜，只能捡自己面前的。有客人来，要先拿凳子给人做，然后倒茶。小孩子只有在客人走后才可以上桌子。这是礼数问题。小孩子打花牌，拍洋画，弹玻璃球，诸如此类。父亲认为，这都是没出息的表现。我曾背着父亲，偷偷翻他的口袋，买了许多彩色的玻璃球，被父亲发现，一顿暴打，玻璃球也被铁榔头砸得粉身碎骨。

    父亲是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正午，去给一片高粱田打农药中毒的。父亲说，打农药应该在正午打最好。露水干了，害虫暴露在日头里，沾上药水立即会死。他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拎着一瓶1605(剧毒农药)就走，却再也没能走回来…… 娘哭得死去活来。                                              

秋天，高粱成熟了。娘忙碌了几昼夜之后，长睡不醒。姐姐说，她梦见父亲犁田回来，要俺娘快点给他炒一盘辣椒和鸡蛋，下一碗放上熟猪油的辣面条。在县城读高中的大哥背着被子回了家，重新扶起了犁梢把。几年后，他把家里的犁梢把变成了手扶机，七漏八淌的草房子变成了红瓦房，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做了教师。二哥成了家。退休在家哄孙子的三婶说：“老二哥老二嫂没那个命啊，要是晚死几年也能享两年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