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梨花白，又是一年春草绿。清明节又到了。每到这个日子，我就特别想念我的姥姥。可惜她已离开我25年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

我的姥姥是江苏徐州人。我看过她19岁和姥爷结婚时的照片，浓密乌黑的头发，大大的丹凤眼，穿着淡雅的素花旗袍，那真叫漂亮。

姥爷是的汽车兵，曾跨过鸭绿江抗美，也曾运输物资进军西藏。姥姥一直随军，她的大半生是在战乱的年代里度过的，养成了刚强、机警、麻利的性格。

1957年，头部负过重伤的姥爷不住干休所，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他的家乡南皮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在医治战争创伤，全国人民过着艰苦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副食品吃，连水果糖都买不到。姥姥手真巧，自己会做几十种小菜，包括松花蛋和豆腐乳。她很会调济生活，那时候一家人虽然是人们羡慕的吃商品粮的，但是每人每月就那20多斤“去皮粮”，还是粗粮多，细粮少。姥姥就粗粮细做，吃的品种不断翻新，例如，她用白面做皮，红高粮面裹在里面做成金银卷，用红薯面做成凉粉和糕秆。做的最多的是单饼，她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活，一边烧火，一边擀饼，一边往平锅里烙，饼还是两种面的，外面是薄薄的白面皮，里面是红高粱面的，饼极薄，她一边烙饼一边让孩子们卷上土豆丝吃。一点碎毛线，她会给我们织成漂亮的三角围巾，为买一块处理的布头给孩子做衣服，她来回步行几华里也舍不得花5分钱坐车。

在那难忘的艰苦岁月里，吃苦最多的就是姥姥！姥爷回家不久就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了，十一年的时间，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我们姐弟三个孩子在1962、1963、1966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相继降临人世。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有份工作的人都把工作当成自己的生命！妈妈和爸爸工作忙得团团转，爸爸几乎天天下乡，妈妈当营业员，连吃饭都要相互替班。照顾病人、做好一日三餐又要带三个幼小的孩子的重担就几乎全落在了姥姥一个人的肩上。她忙得象陀螺，从天蒙蒙亮一直忙到半夜。收入少，每天都要为吃穿发愁。我出生几个月就断了奶，没钱买奶粉，姥姥就一天十几次地熬面糊喂我。孩子们生了病她就一夜一夜地守护、喂药。没钱买衣服，我们三个孩子穿得却干净体面，衣服一脏她就拆了洗，洗了再缝上。那时候有钱也没地方买到成衣，都是姥姥自己给孩子们缝衣服，做鞋子。没有电灯，姥姥在昏暗的油灯下做针线，一干就是半夜！

从1972年开始，我就和姥姥两个人单独生活了。我的父母每月收入70元，给我和姥姥30元，一切开销全在这30元里。为了我求学和穿衣，她又帮人家带小孩，一个月能挣到13元钱。同时养了10只母鸡，卖了鸡蛋换个零用钱。暑假里我们两人一起去食品厂加工蜜枣，划一斤枣才2分钱，我们两人早晨4点去，带着中午的干粮，天黑了才回来，往返10里路，老人有哮喘病，走走停停，一天我们能收入1元钱。

   老人爱热闹，为了能收听小说连续播讲节目，她卖了姥爷的唯一遗物--羚羊大衣，买了收音机。冬夜里，收音机的电池快没电了，播出的声音很微弱，我们俩就抱着收音机听。老人去世前看上了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她就说：等你长大了，也能给我买台电视机那该多好啊！现在我家已经在使用第三台液晶大屏幕的TCL王牌电视机了，想想老人没赶上好日子，这心里象被人揪着一样地疼！

老人1984年死于乳腺癌。那一年我大学毕业。

那是1969年，她因右乳房肿痛到天津的肿瘤医院检查。一个老大夫看了检验报告后对妈妈说：

“去办住院手续吧，这两天就安排手术。”

他在把诊断报告递给我妈妈的同时还朝她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不让病人知道。

姥姥一把拿过了诊断书，她念出了声：“乳腺癌晚期！”接着，她拉起妈妈就走。

 “孩子！这病咱不在这儿治，咱没钱做大手术！开了刀就好了？开了刀死得更快些。咱回家找中医治去。”

姥姥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每天仍乐呵呵地操劳着一家人的吃喝穿戴。每天早晨，晨曦初露，姥姥就已经来到了养鱼池边，她散步、甩手的同时和几个老姐妹谈笑着。

“石姥姥，你可是个典型的革命乐观主义者。”

“可不，这人呀要能镇住病，不能让病吓住人。人要是自己内心坚强啊，什么病也不可怕。”

那几个老太太听得直点头。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的作用也很大。是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讲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打天下的不容易，使我坚定了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信念。正是在她的鼓励下，1980年我考上了大学。就在1984年7月，我毕业的那一年那一月她去世了！我设计的许多好好孝敬她的计划都成了泡影，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姥姥，你的精神永远是我自强不息的动力！我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