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可她的目光却永远地镌刻在我的心上。

文革期间，父亲因“政治问题”靠边站后，工资便被停发了，全家的陷入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窘境。为了维持生活，母亲带着年幼的大妹妹天天去市郊农村收破布。收回来的破布先用水洗干净，然后一针一针地拼成大块，再卖给供销社做机械抹布。破布是四角钱一斤，拼成大块后能卖八角。有时母亲和妹妹一天能收20 多斤，能赚十来元钱，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目。

母亲和妹妹天不亮就带着干粮出发，直到摸黑才回来，一天要走上百里的路。过度的疲劳使母亲进屋就倒在炕上，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我看到她每次背着重重一大包破布进屋时，眼里总是充满了喜悦的目光。

后来收破布的人越来越多。郊区收不到了，她就带着妹妹去县里的农村收。农村收完了，她又带着妹妹去三岔子、白河一带大山沟里收……一年下来，本来瘦弱的母亲更瘦了，双眼深深地凹陷下去，只剩下了那炯炯的目光。

多少年过去，一次全家团聚时，母亲把五个孙子和外孙子叫到跟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把包里五百元钱分给五个孙子和外孙。面对孙子和外孙兴高采烈的样子，母亲笑着说：“这是我收破布那暂攒的钱，你们别乱花，留着上学用。”母亲说话时目光里充满了快乐。此时，我和大妹妹却不由地转过身去，偷偷抹去眼角上的泪花，因为，我们又似乎看到当年母亲那深深凹陷的眼睛。

1968年11月8日，是我下乡出发的日子。在这之前，母亲知道17岁的儿子就要离开她到农村去，整天默默不语，经常愣着神，用一种忧虑、牵挂、无奈的目光看着我。为了不让母亲过于伤心，我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不断向母亲讲下乡的好处：即能得到锻炼，又能挣钱，还能吃到大米饭。儿子怎能骗过母亲的眼睛，幼稚的安慰给母亲带来的除了一丝苍凉的苦笑，就是一声声长吁短叹。临行时，天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母亲没有到集中点送我，而是站在屋头的台阶上目视着我离去。雪越下越大，走出几十步远妈妈那瘦弱的身影就模糊不清了，可我感觉到，母亲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我，呵护着我。

1969年12月15日，正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意外地被批准入伍。当我穿着军装步行50多里从集体户赶回家时，全家都惊呆了。母亲像不认识她的儿子一样，用一种多年不曾见到的目光打量着我。那目光充满了喜悦、希望、寄托。望着、望着，母亲那饱含沧桑的双眸流下了热泪。母亲虽然一生没有参加工作，可她读过书，明了事理，她知道，这身军装不仅仅改变了儿子的命运，也说明父亲的“问题”一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全家再也不用带着政治枷锁做人了。那天夜里天格外的冷，可小屋里却春意盎然，喜气洋洋，我和母亲兴奋的没有一点睡意，直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我才不知不觉睡着了。当我从梦中醒时，发现母亲仍然守在我的身旁，还在用慈祥的目光抚视着我。月光穿过玻璃，折射在母亲的额头鬓发上——额头已经皱纹深深，鬓发已经银丝缕缕。我的心不由地一酸，眼泪顺着眼角流下。那一刻，我似乎突然长大了，感觉到一名长子的责任，决心努力做出成绩来，不辜负母亲的期待，不让她失望。

接着，我复员了；参加了工作；结了婚；有了女儿……在这生命的过程中,母亲的目光一直陪伴、注视着我完成这每一个程序。在我痛苦时，母亲的目光成了阳光；在我失落时，母亲的目光成了大树；在我跋涉时，母亲的目光成了清泉；在我快乐时，母亲的目光变成了火焰……

母亲越来越老了。目光也渐渐失去往日的光泽。特别母亲晚年因患脑血栓，失语不能说话，与母亲的交流只有目光了，在母亲的每个眼神里，我默默地读着……

母亲的目光终未能送我太远，终于闭上了眼睛。可是，母亲的目光，像那不灭的恒星，永远在我心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