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一个叫西二乡五百里大山里。出生的那几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都是靠挣工分来分粮食的，我家兄弟五人，个个长得虎头虎脑，饭量大得惊人，家里只有父母俩人挣工分，既然一年的粮食要差得很多，母亲就对不善言辞的父亲说：“乡上修水库要人，你就去吧，挣得的工分多，还可以省些粮食，这五个娃娃不能饿着呢”。于是，父亲背着行李去水库上去了，这一年中，我们兄弟五人吃饭不成问题，有时还能吃上大米饭。一天，父亲疲劳地回来了，母亲看着父亲浮肿着的脚问：“杂个会肿？”父亲慢悠悠地说：“累着的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在水库上为了省些粮食给我们吃，长期扣着自己的饭量，时间一长就肿起来了。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来到了部队，吃着白花花的军粮，常常想起我的父亲，那怕是碗里还有一颗饭，我都要用筷子好好地夹着放进嘴里，品味着沉默的父亲给予我的勤俭的生活理念。

    父亲的饭量特别大，每餐都要大大地盛上两至三碗饭，用勺子打上米汤，泡着吃饭，那声音吃得很响，足足能够影响周围的人把一餐饭吃得有滋有味。父亲的饭量大，干活计也就特别能干，那些年，我们家到乡上的路不通车，买东西都是用马驮用人挑，父亲一次能挑两包化肥，足有一百公斤重，从乡上走七、八公里的山路往家赶，我们村里的人都很羡慕。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瞧瞧你爹，吃得饭力气也大，那像你们，吃得饭却做不动活计。”

    在外二十多年，每年我都要抽时间回家，尽点对父母的孝心，每次回家，我都要和父亲喝上几口家乡的包谷酒，大口大口地吃着家里的猪肉，然后父亲把我带去的红塔山烟吸着，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意。我知道，初为人父的我，这一刻，真正体会到了父亲表达不了的心意。

    多年以后，我也当了父亲，我总是想用父亲的朴实、勤俭来影响我的下一代，然而达到的效果远远没有父亲那么好。

    晚年的父亲真的老了，这几年父亲患上了哮喘，酒也不能喝了，烟戒了，终年吃得最多的是药，不过还好，饭量也不错。勤劳给父亲养成了一种每天总要上山干活的习惯。有一次，父亲叹息说：“人老了，得了这种病，不行了”。我看见了父亲眼里充满了悲伤。此刻，我觉得我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只有为父亲四处求医问药，在千里之外远远地把对父亲的爱从邮局寄回家，给父亲减轻病痛，让父亲少一点悲伤。

我知道，沉默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永远不会给我们讲一些大道理，那怕是从家里打一个电话给我们，但我却时时会想起父亲来，他给我们的爱深深地埋藏在沉默中啊！

一年前的父亲，带着一生的辛劳也带着许多满足许多遗憾，撒手西去了，永远闭上了安祥的双眼。父亲，你走了，留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哀思，你很普通，像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沉默的一生中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