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常将姥姥姥爷接到我们家小住。这段时间，我们家因此升级为三代同堂，弥补了爷爷奶奶过早去世所带来的遗憾。

那时刚刚结束“大集体”，我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但为了让好酒的姥爷有酒喝，父亲每天早起捡一些塑料、废铁之类的破烂到镇上去卖，换回几两散装白酒。为了陪姥爷，父亲通常偷偷用酒瓶灌半瓶水与姥爷对饮，每次喝水时，父亲的面部表情很是夸张，像真是喝的酒。我们这些孩子此时是不能上桌吃饭的，父亲常说，我们要将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姥姥姥爷。

姥姥姥爷住在我们家这段时间，家里有大小事情，父亲总是找他们商量。父亲也总是再三交待我们要多陪陪姥姥、姥爷。好在我是一个非常多话的人，每天围着他们喋喋不休地讲一些在学校里遇到的奇闻逸事，姥姥姥爷都是七十岁的人，耳朵背，我说话声音小了他们有时听不到，但只要我对他们说话声大了一点，就会受到父亲的一顿训斥。

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将姥姥姥爷接到家里长住的日子也就多了。父亲不仅要种田，而且还开手扶拖拉机跑运输，一个星期难得有一天呆在家里，但只要姥姥姥爷在，他每天天黑之前就回家，而且每次总会买回一瓶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纯谷酒和一些鸡鸭鱼之类的肉食做火锅，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准我们几个孩子上桌吃饭，但碰到我们要夹鸡腿或其他上肉时，他手上拿着的筷子就会重重地敲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也就知道这些是留给姥姥姥爷的。晚饭后，父亲常牵着姥姥姥爷出去散步，姥姥姥爷往往走得离家很远，但不管走得离家多远，只要姥姥姥爷愿意往前走，父亲再累也绝不会说半个不。

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在父亲一言一行“孝”的带动下，我们姐弟几个除了定期接姥姥姥爷到我们家新修的别墅式的二层小洋楼来长住，还常常利用节假日轮流去二十多里外的姥爷家串门，白天帮着他们做一些打扫房间、烧饭的家务活，晚上则在帮他们捶背、暖脚之后依偎在他们身边和他们谈心，听他们讲年轻时的事。

没过几年，姥姥姥爷相继去世，我们当年这些姥姥姥爷一手带大的孩子也陆续参加了工作。大姐参加工作第一年，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各买了一件当时社会上特别流行的皮大衣，不仅如此，每个周末，大姐都会从她教书的镇上中学赶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饭，每次回家，大姐的手头总是不空，要么拿着给父亲买回的香烟高档酒，要么拿着给母亲买回的营养口服液等补品。有一年父亲过生日，带毕业班的大姐晚上要给学生补习，本来说好不回去给父亲过生日的，但那天补习结束后，大姐还是不顾天正下着大雨，连夜赶回了家。

二姐中专毕业时，呼机、大哥大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也许是受了大姐的影响，二姐在找到工作的第二个月就为父亲买了一只寻呼机。二姐是业务经理，常年身在天南地北，但不管她到了哪座城市，她总是会在父亲的寻呼机上留言，向父母报平安，而且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她总是会为父母带回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和父母围坐在饭桌前边分享这些美食边谈心。

我大学毕业后不远千里从武汉来广东清新打工，但不管怎样，每年我都雷打不动地要赶回老家和父母过年。去年，南方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冰冻雨雪灾害，连接广州和武汉的京珠高速、京广铁路一度被雨雪天气中断，但我还是顶着严寒在广州火车站等上两天三夜，终于坐上了回武汉的列车，赶在大年三十与父母吃上了团圆饭，支撑我的，就是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孝”。

中国有许多美德是需要实践才会有成效的，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大姐、二姐和我也慢慢跟着父亲的脚步，用我们的心以及恭敬的态度来面对包括姥姥姥爷、父母在内的长者。尽管我们家的房子也从改革开放前的土坯房，发展到青砖黑瓦房，再到现在别墅式二层小洋楼，但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如何变好，唯一不变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