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美丽、坚毅、超然；武夷山人也有自己独特的性格：革命、刚毅、热情、原则。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武夷山人。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又是苦难的一生。2岁时，祖父朱紫候（家谱朱樟林，别名朱秀）就因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惨遭杀害，不久，他母子俩为逃避战乱与追捕，东藏西躲，父亲因此未能保养好身体，并生了一场大病，花掉了祖父死前留下的全部金银钿锒，久治难愈，终成耳聋，于是有了外号“聋子”，自然我也就成了“聋子的儿子”。后来，由于祖母身无分文，一个短脚女人只好缝缝补补、东拼西借，才度过了漫长的许多岁月。许多年以后由于生活所迫，祖母不得不嫁于一个屯长为妻，父亲才算有了一份微薄的依托。解放后，我父继承父志，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做过乡文书、乡财粮主任、白洋边区供销社营业员、后来到了粮食部门。在“白洋暴动”期间，为保护国家财产险些被动乱分子推上了断头台，由于一些群众的担保才幸免于土匪杀害，渗透了革命血液的父亲，就这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之后，又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生。
    我的父亲，为人态度慈祥，但一生之中很少看到他笑。他不擅言辞，待人却很热情，有几次乡人来看他，他都仅是问了句“你来啦！”然后一味地笑，而这些笑几乎包含了他一生中所有的笑。
    我的父亲，为人原则，工作上严格坚持会计法规制度，又不徇私情。有好几次母亲要写信，叫他拿一本公家信纸回来，他都说：“不行，公私应分明，写信应自己去买纸！”他固执如此，令我至今都难以理解。记得有一次，母亲要汇计费用报销单，父亲却仅拿了一张白纸给她，吝啬如此，令人感叹！我父亲对子女也异常严厉，我们四姐弟任何一点小过失，都受他皱眉之凶，所以两个姐姐都异常的听话，但我们兄弟俩却并不这么安份，于是还经常受竹鞭之苦。由于我性格稍我弟弟柔顺一些，自然也更少受一些竹鞭之苦。还记得小时候，我在抽屉里拿了两角钱偷买了九分一包的“丰收”香烟，学着大人的样子叼着抽，于是被父亲吊在房屋中梁，用4根细木抽打了好一阵，还回了1角1分钱，从此，我真的不敢再到抽屉里拿零钱用。我父亲的严厉还不仅于此，在小学时每隔一个星期就要检查我的学习簿，我只好常到拉圾箱里捡些作业来应付，因为我贪玩，又经常逃学，每到期中期末都仅拿到一张张60分左右的考卷，而迟迟不敢回家。
    我的父亲，是一个刚毅的人，又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人。多少年他独自在办公室一角一味地工作，似乎很少有人感觉到他的存在。记得我大姐高中毕业后，县里安排过好多次工作，而我姐却仍然是待业，我母亲每次催促他去给局长说，他总是说这些局领导总会考虑的。没办法，我母亲只好多次去找人事股长，可是终究没有用，我姐只好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代课，拿着一个月几元钱的生活费，同时一边自学。但是我姐从小学到高中都处在不讲求知识的年代，所谓的半工半续，其实9年的学历学习时间却真正的不到3年，由于基础差自学异常的困难，所以终日伴泪。于是每天听到母亲说父亲没本事，这样的话父亲当然听不到，因为他耳朵是聋的，而我看到他的仅是脸更瘦了，头发从此花白了，细瘦的身材也开始佝偻，但是他仍然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有生以来，我却第一次看到他流过泪，那是在1989年新上任的人事股长刘国英来通知我弟弟去招工面试时，我看到他高兴地流下了很多很多的眼泪，但我不知他是否还有第一次被人承认存在的感觉？
    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孝子，无时无刻都惦记着为祖母尽一份孝道，却很少有机会。许多次我父亲要求接祖母来我家，祖母都执意不从，有一次终于熬不过我父亲的执意，才来我家短住了一段时间，又坚决要求返乡了。我家曾经家境贫寒，但他多次想向单位借钱到上海去医治祖母的眼盲，都被祖母回绝了，所以直到祖母去世后都没有机会尽一份孝道。
    我父亲一直有一个企盼，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多次问他为什么还不是共产党员时，他总是说：这说明自己还没有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他对我也有一样的要求，总是催促着我写入党申请书。当然，他如今己永远地离我而去了，但我仍然时刻地体感到他把对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尊敬我的父亲，所以也更尊敬我的祖母，但我很少去祭吊死去的祖母，因为我从小接受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所以我并不迷信世上有鬼神的存在，而在人死后再去做如此形式有必要么？但我明年清明一定要去拜祭祖母，一方面也像世人一样去告慰一下死去的亡灵，另一方面更是为了父亲的灵魂祈祷一个完美的归属，因为我父亲晚年时已在我母亲的一再强烈要求下成为一个基督的信徒。我要在祖母的墓前告示，并向祖母的在天之灵祈祷，让天国的福音来超渡一个已逝去的亡灵。同时，我不能责怪我的父亲，人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因为人生有许多的路：正路、歧路、直路和弯路，但只要有路在，路，却不能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