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楼宪先生辞世已经整整十二年了。此时此刻，坐在桌前，回想楼老慈祥的面容，追思楼老温馨的话语，缅怀楼老的精神和风范，身居春寒料峭的北京，我心戚戚，我泪潸潸。

楼宪又名尹庚（1906—1997年）浙江义乌人，三十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他编辑的《天马丛书》与《现实文学》杂志上，鲁迅出版了《门外文谈》，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重要文章。此外他还从事翻译和著作，被鲁迅先生视为“有希望的青年作家”。楼宪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义乌七君子”之一（其他六人为陈望道、吴晗、冯雪峰、艾青、何家槐和王西彦）。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军委外国语文学院教研室主任。1954年，转业至河套行政区文教处工作。从1955年起，先后被打为“胡风分子”、“后革命分子”等，被捕两次，坐牢三年，劳教三年，讨乞五年。1979年3月，中共临河县委作出了《关于对楼宪同志错划右派的决定》，将其罪名全部推翻，予以彻底平反。至此，一个多年被遗弃被埋没的人，大罹大难的“出土文物”（肖军语），终于重见光明。

……眼看滴水已成冰/又下雪一场……帽破衣烂/鞋大脚小/……春风抚面/红日高照……当我和肖梅、高平等几个弟子，为先生抄写平反材料，并把楼老身陷囹圄、蒙冤含屈的年代所著的这些旧体白话诗词，打印装订成《新社会主义农村墙头诗》的集子后，我不由得感慨万端，思绪难平：尹庚老先生/年已愈七旬/文章做得好/品格数上乘/帽子高过山/脚步照生风/我看人生事/依他最精神。

真的，我能够与楼老相识相知并尊其为师，恰似一位文学前辈所言的那样，实是“三生有幸，福份匪浅”了。

1979年春天，经朋友介绍，我前往巴盟中医院拜访了正在住院疗养的楼老。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楼老正在校对他的回忆录《刀丛中的编辑生活》。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神，个子不高然而神采奕奕，加之红润的脸庞，爽朗的笑语，不同凡响的举止和风度，使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历经风雨磨难的70多岁的老人；虽然，留着近半尺长的银须，着一身白色布衣。楼老思路清晰、敏捷，且很健谈，而每言又均恰到好处，丝毫不失分寸。当我告辞出来，推开医院的小门，禁不住又回头望了眼相送的老人，但见他站在过道里，正面带微笑，频频地向我挥手。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再无以后的频繁往来，仅先生那一刻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形象，也足以令我今生今世铭记在心了。

打那以后，我这个酷爱文学的青工，便隔三差五带着自己的习作，请楼老点拨、斧正。楼老也总是连声道好，以后就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拿红监铅，认真地审阅、修改。更叫人肃然起敬、难以忘怀的是，我们相识还不到半个月，先生就在肖梅的搀扶下，由巴盟宾馆步行至厂里来看我，并赠我文学评论家胡采的《从生活到艺术》一书。

1980年，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艺的春天，也就是那一年，在有关部门的照顾、安排下，楼老终于返回并定居北京。1994年底，我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参加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便急匆匆地赶往团结湖，推开了先生的家门。

那天中午，楼老见到我也很高兴，故尔讲了许多的话。他先是跟我打听巴盟的经济发展情况，接着又询问起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及我的生活。末了，一再嘱咐我：“搞创作很难，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先生也该休息一会儿了，便站起身来，上前扶住老人，要他保重身体。然后，不顾楼老的再三挽留，眼含热泪，一步一回头地朝楼下走去……

1995年元旦，我收到了楼老寄来的贺年片。也许是这张贺卡给我带来了运气吧，拙作相继在一些报刊发表。楼老得知后，让居住在临河的小女儿满红，专门跟我要了样本。说心里话，往后那段日子，我一直很想知道楼老对它们的看法，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相聚，竟是我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1997的3月18日上午，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楼老与世长辞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我先是一怔，旋及眼里噙满了泪水。

楼老，我所钦佩的师长，我所敬仰的先生，你的音容和笑貌，你的风范和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