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父亲是村里“放电影的”。那几年村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人活到八十岁，儿孙们会花几十块钱在村里包一场电影，就图个老人乐呵。
　　我妈也常说，老人死了之后你花再多钱办席都没用，不抵趁老人活着时对他好点。
　　那时期的鲁西南农民，生活依然贫困。何况我的曾祖父大半辈子过着讨饭的生活。
　　所以等到曾祖父八十岁生日时，父亲决定为老人放一场电影。
　　妈妈起初不同意，她说村里有些老人看了“生日电影”后，不久就去世了，不包电影的该咋活咋活。她不迷信，可她就是怕，怕老人经不起这惊喜或惊吓吧！
　　家里其余的人都赞同父亲。我只是个小孩子，没人会征询我的意见，可我肯定是欢喜的。因为那时村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录音机，能看电影是几个村的乐事——特别是孩子们的。
　　曾祖父的生日我记不得了，应该是麦收前，因为那个晚上去的人特别多，换在忙季人们是累得爬不起来的。
　　天已经完全地暖起来了。
　　我早忘了演的什么片子，印象中的电影布是扯在路边的两棵老槐树上，曾祖父似乎是拄着拐杖被曾孙们扶到人群里看了一会儿。
　　我只记得那夜的槐花开得烂漫而诡异。随着电影的开演开放，开放，银子似的挂满了枝头，沉甸甸的，白花花的，似乎所有的树都成了槐树——因为所有的树上都绽满了槐花，软软的，白而亮，在黑夜中闪烁，闪烁．．．．．．
　　人们很快乐，像久旱的庄稼遇着了一场透雨。曾祖父也很开心。印象中他是个南极翁般的老人，白发驼背，只不过没有那么亮的脑门，他如仙翁一样的不说话，或许是说了我记不得了，而我脑子里所能记得的竟只是那一夜的槐花，铺天盖地的，穿透黑暗，从夜色中浸润出来，出来．．．．．．
　　曾祖父看了我父亲为他放的电影，又活了一年多，终于在一个冰凉的夏天，永远地离开了我的生活。
　　曾祖父病了一个多月，许是从八十一岁那年的槐花开时躺下的。奶奶终是不必再侍侯他了——一个须发斑白的重病的脏老头，一个吃着馍馍会有鼻涕滴在食物上而不自觉的脏老头，一个虽种了不少菜仍被姑姑们视为废物的脏老头。而我，竟不知自己对他的依恋，那么深！
　　那天晚上，我听说他不行了，家人都往奶奶家跑，妈还让他生前最爱的（妈妈说的）我的二哥看了他最后一眼，并摸了老人的脸。
　　作为这个家族里最小的一个女孩子，四岁的我似乎被抽去了所有的意志，只是瘫在奶奶家门口的沙地上，冰凉的沙子从我手中流水般跑出去，我肚子憋得好难受，却解不出什么。我恐惧而忧虑地努力着，情愿衣服被弄脏，但依然不可以，仿佛那身体不是我的，仿佛我以前在梦里找厕所一样。我焦急而又悲哀，我的心被悬到眼睛上方，所以我没有眼泪，我怕那心会摔死！
　　然而那不是梦。
　　曾祖父走的那个晚上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那种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苦痛是无以言说的。
　　彼时，大人们可以哭出声来，可以诉说出来，但我不能。我脑子里仍留有曾祖父在“龙抬头”时给我们扎的“秫秫蔑儿球”。风很大，逐着那玉米秆芯儿和秫秫蔑儿扎的我童年的玩具跑了．．．．．．我很着急，曾祖父却不，他又低下头来认认真真给我扎了第二个．．．．．．似乎在他眼里，我和哥哥们一样可爱，一样的值得他疼．．．．．．
　　曾祖父也许是我前世的一个朋友，恍惚而遥远，连记忆都变得模糊极了。但亲人为他放电影的那个夜晚的槐花，却在我脑海里永远地雪白着，涂抹着我人生最初的底色，执着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