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婴，中国政法大学旅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理性、适度的态度是基于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尊重，对立法规律和立法原理的遵循，以及对执法和司法的全面认知。这种态度的核心在于强调对法律功能的常识性了解和客观性判断，从而让法律恰当地融入我们的旅游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施行在即，一些对于法律实施后的期待也有所萌动。作为一部理应承载当代价值观的新法律，它要以何种姿态发挥其功用，它将怎样影响民众的旅游生活，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重要的是，寄予希望和关注的时候，需要持有理性、适度的态度。
对《旅游法》的整体期待值不必设置过高
《旅游法》的出台意味着国家立法拓展了新的领域。在积压了诸多未能及时解决的现实问题的情况下，期待法律能够改变淤疾，是十分正常的社会心理。那么，立法能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法律效果的整体空间怎样预期？这首先需要将问题置于法律制度体系的背景当中进行审视。
我国目前有250余部法律，700余部行政法规，近万部地方法规，以及数以万计的行政规章。法律作为位阶最高的规范性文件，在较多情况下给出的往往是原则，甚至原理。从立法习惯上看，我国并不将可执行性、可操作性当做立法的首要之务，执行和操作的规则、标准、程序常在下位法和执行法中予以体现。因此，在立法制度习惯中审视《旅游法》这一单部法律，对之期望值的设置就会更加客观准确。
《旅游法》在目标上采取的是较为稳妥、保守的立法姿态，文本内容基本上是原有法规、规章的集合，如《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等。这些正在实施中的法规、规章，对不少现实问题，诸如导游工资、强迫购物、擅改行程等，其实已经做出规定。由法规、规章升格写进法律，只是提升了层级，而在这些方面期待大的扭转或跨越，是不现实的。
所以，了解了相关立法知识，就会对这部即将施行的法律抱有淡定之态、宽厚之心，不必事无巨细地完全依赖于一部法律，对法律的整体期待值不必设置过高。
《旅游法》偏重对旅行社的管理制约
从《旅游法》的整体内容看，法律触角的控制程度大致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带有兼容性质的事务，即与旅游有关的其他行业规范。其中，景区管理这部分就是最具典型性的。公众关心景区门票的疯狂涨价问题，因为它直接损害了旅游者的权益，折损旅游质量。所谓“景区”，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包含“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娱乐场所”这几个主概念，由概念就可知它所涉及的行业及管理部门众多，而门票问题又由《价格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来规定和制约，且内容详尽。由此可见，抑制景区门票涨价的公众诉求，并非待到《旅游法》施行就迎来了曙光，它必须兼顾其他相关行业及法律群。
另一类是专有事务，即通常所说的旅游业事务，相对而言有一定的独立性。细读《旅游法》文本，该法偏重的恰恰也是对旅游业的规定，确切地讲是对于旅行社的管理制约，相关规定巨细兼有，比较全面。该法112条中，有80多条是对旅行社的约束。
因此，对于旅行社的巨细规范可以说升格到了法律层面，其所具备的严肃性自不待言。尽管法律中鲜有对旅游权利的法理性表述，但利益与旅行社紧密关联的旅游者的权益，在此法律规范的框架中的确得到了足够的立法尊重。法律施行后，亦会循此轨迹有一个良好的预期。
建立以《旅游法》为核心的旅游法制体系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问题仅靠这一部法律就能解决，法律的管辖范围是有所偏重的。那么，现实中积累和可能将产生的具体问题，解决的有效度靠什么支持？路径是，以《旅游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群共同形成旅游的法律规范，并逐渐形成旅游法制体系；旅游法制体系的建立和成长，与民众旅游生活的诉求互动共进。
由于旅游行为具有文化交互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交互性，所以，被称为“软法”的相关社会惯例、制度惯例、自治规范，也可以在旅游法制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人类生活原本的样貌，天然包含着旅行的内容，这也是长期畅行的关于自然权利理论所主张的。民众旅游生活质量是社会福祉的一个显性指标，旅游法制应当是民众旅游生活的框架和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