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五年前，第一次拿到祖父舌癌的化验报告单时，我从医院里出来，泪流满面地骑着单车穿过市中心那条最繁华的人民路，街上川流不息的人们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却不能感受到我心中那种巨大的悲痛。那时候，整个世界像是被谁按了静音键一般，除了自己的抽泣声，一切都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而在2006年的秋天，祖父驾鹤西去，我坐在黑夜里用一些力不从心的文字去总结祖父一生的时候，眼里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在我记忆中，祖父瘦瘦高高，威严中透着仁慈，严肃中带着和善。祖父在小镇上任教的时候，每天清晨都会拿着那个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杯去集市上买豆浆。祖父一路走过去，用他沙哑的咳嗽声唤醒小镇寂静的清晨。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得祖父，见他来了都会让他先买，店老板总是给祖父盛得比别人满一些，而祖父在最后付钱的时候总是会多拿一分两分的。说实在的，在我的记忆中，早年的祖父也就只剩下这么一点印象，我一直都不知道祖父曾担任过解放后梅江区校的第一任校长，而且还当选为浦江县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兰溪县第四届人大代表，所有这些都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那些发黄了的委任状才知道的。祖父生前很少跟我们提及他自己的事情。在那一大叠盖着大红公章的证书以及一抽屉的笔记本面前，我感到了祖父的高大，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为人为学为德能学得祖父的一半，足矣。

祖父退休后又应邀去过好几个学校，为他们管理一些基建项目，像一块燃尽了的木炭虽然没有激情的火焰却仍然发挥着余热。回到村里后，又一直热心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没有一次不是带头捐钱捐物的。后来的舌癌手术割去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舌头，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口齿不清，这使得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祖父话儿更少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点个头，或者发出一些鼻音来表示自己的看法或态度。

祖父是在2006年5月1日再次入院的。在这之前，他曾多次表示过疼痛，可是他一直没有去复查，以为只是一般的淋巴疼痛，自己到药店里买一些止痛膏贴着，以减轻痛症。特别是在2005年的秋天祖母去逝后，祖父形单影只，生活中缺了个伴，身体也日渐消瘦。这次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同意来兰溪治疗的。那天也是下着大雨，我在街上接到父亲的电话，哗哗的雨声使得我不得不对着手机大声地说话。现在想起来，那场五月的大雨多多少少有些不良的预兆。后来我陪他到医院检查，初步诊断是肿瘤转移，要入院治疗。鉴于祖父年纪大，再做手术风险太大，于是采用化疗。第一次试用小剂量化疗，效果还不错，半个月后，祖父的精神感觉好多了。可一个多月后的第二次入院化疗时，却突然产生较为严重的反应，胃口又差，进食少，导致严重的低血钾，有一次竟然还在上厕所的时候晕倒在地。祖父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天天闹着要出院，要回乡下去住。那段时候又恰好是气候最热的时候，一天要挂六七个小时的吊针，祖父骂医生说一定是他们把没人要的药开给他了，有一次甚至自己拔出针头要求出院。等到第三次再入住的时候，祖父脸色苍白，身体瘦得差不多只剩一副骨架了，护士打吊针的时候都找不到血管了。由于淋巴的疼痛，祖父已经沙哑得说不出话来了，曾经好几次他向护士要来纸和笔，写字给她们看，纸条上写的却是：请把我的讲话医医好！或许，这时的祖父比任何时候更渴望说话，他知道自己为时不久，想把要说的话都说给我们听，可是疼痛使得他“说话”这件天下最容易的事变得有多艰难！

祖父最后一次出院的时候，脸上焕发着孩子般的天真与喜悦，他跟同室的病友们一个个点头微笑，向护士医生们报以感激的笑容。在汽车离开的刹那，祖父向身后阳光下的那座住院大楼投去最后深情的一瞥，或许，祖父那时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他在心中默默地向他所熟悉的一切作最后一次的告别。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或许是因为雨的水汽，或许是因为眼的湿润，站在祖父的坟前，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田野，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了。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熟悉，好像刚刚祖父还在给村里人写着春联，还在告诫村里年轻人别把垃圾往清澈的小溪里倒，还在为村里修缮祠堂用心操劳……一转眼之间，祖父就已驾鹤西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像雨中的水汽，无论我怎么抓，都已经抓他不住了，空留下一片潮湿在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