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07年进入八月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他老人家不声不响地和我们永别了。尽管子女儿孙们撕心裂肺地呼喊，可他怎么也听不见了。面容依然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简直让我们感到他就是在熟睡，是在故意不理睬我们悲痛欲绝的嚎啕。此刻，他让我们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死离别，什么是阴阳隔世。

在我们村90岁是人们记忆中的最高纪录，父亲只有89岁多一点，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父亲的一生十分坎坷。他八岁就丧父，可想而知，孤儿寡母，单门独姓，在乡下这日子可就难了。大概是在用完了祖上的那点家业之后，父亲选择了流浪。带上祖母到胶东的一家纱厂打工。关于这段日子我们只从父亲的口中知道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就像大染坊的时代背景一样，那时的民族工业是在官僚买办和侵略列强的夹缝中，资本家是靠加倍榨取工人血汗获取利润。父亲从学徒工到挡车工，所付出的辛酸可想而知。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工人特有的那种抗争精神，父亲和几个要好的工友决定离开纱厂。在那种战乱年代，选择生活的道路也会面临生死考验的风险。父亲曾多次给我们讲过他生命旅途的那次转折，他是不信命的，但仍在卦摊上为自己的未来做过一次测字探询。他写的是“穷”字，测字先生的分析是：“穴”乃家，离开家左去右去都只有出力的份儿，还是不离开为好。父亲当然没有相信测字的结果，毅然与几个工友去了关东。

 那时的关东正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当地的百姓都流离失所。他们去的时间又正值秋冬季，寒冷、饥饿、匪患，无时不在把他们推向死亡的边缘。

 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那终生难忘的伤心故事，说得最多的是他那位高密的工友。他还是一个不足20岁的孩子，在一次雪地跋涉之后，他忍不住用火烤了脚，导致双脚溃烂，病死在长白山下。当然坎坷和磨难也让父亲增长了不少见识和意志，他知道了棒槌鸟只有吃了参豆才鸣叫，他知道了怎样做关东高粱米的大碴子、小碴子饭，他知道了在关东冻伤了身子是不能用火烤的……

从关东回到家乡，为生计所迫，他卖过草药，烙过烧饼，直到解放后才定居下来。凭着两年私塾和在外学到的一点文化，它被推举为初级社会计，高级社会计，直到文革前还是生产队会计。

 那会计最忙的活儿是造预、决分方案。那方案是将各户的劳动工值与物质分配折价对应求得差价，作为每一年度的货币兑现。账目需要的是绝对正确，那时的计算工具得靠算盘，据说父亲曾为一分钱误差而熬三个夜工。惹得乡亲们编出顺口溜：老郇老郇，赶几儿分钱？分钱做啥？分钱买盐。即使这样，父亲也不放过那一分钱误差。那份公正，那份慎重，那份对社员的负责使父亲不敢有半点疏忽。所以父亲为集体办过十几年账目，没出过什么差错，我们家也没沾过集体一点儿便宜，即使文革群众也没提出过多少意见。

父亲没什么嗜好，不喝酒，不喝茶，二十几年前就把烟戒掉了。他眼神好，喜欢看书，也爱侍弄一些花草，不过也不特钟爱哪一种。他摆弄着一颗老粗的金枣树，要说最喜欢的是看晚辈们抢摘树上的枣。父亲吃起饭来更不讲究，粗茶淡饭最好，榆树叶小豆腐，炒南瓜，煮豆角，雨后草窝里的黑娥儿做的鸡蛋汤。                                                                

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是辛苦的一生。与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也是那拉车的牛，也是那登天的梯，与父亲相比，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倒显得实在无所作为。想想这些，让我觉得更加愧对他老人家的期盼。

今年清明节，父亲已离开我们快两年了。那天，我们相约来到父亲的坟前。面对一抔黄土，两个世界，不由你不流泪，不感伤。

父亲在临走的岁月里，常念叨着古人的诗句：纸灰化作白蝴蝶，鲜血染成红杜鹃。日没狐狸眠坟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是啊，人类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死去的安心休息，活着的好好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