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随父亲从城里搬到生资公司的家属院后，李大爷来家里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因为进城赶集、办事总是要路过我们家的。李大爷大号叫李师西，是一位牲口经纪，经常要到集上帮人买卖牲口，从中赚些中介费来添补家用。那时菏泽城里有“赶会”的习俗，逢农历带“五”和“十”的日子，方圆几十里的人们纷纷涌进城里，各种买和卖的汇集到一起，很是热闹。李大爷自然不会错过这大显身手的机会，早早地便骑着车子从乡下赶过来，路过家属院时便拐到家里，离老远就“中希、中希”地喊着父亲的名字，把车上驮着的红薯、花生、玉米或者是成熟了的杏、桃、柿子之类的倒在厨房里，也不落座，站着和父亲说上几句话便匆匆去赶会了。父亲对李大爷很是尊敬，“大哥、大哥”地叫着，并叮嘱李大爷赶完会到家里吃饭。李大爷很干脆，也很随和，除了在集上和几个同是经纪的老弟兄一起喝上几杯，一般都会到家里来吃饭的。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很高兴地嘱咐母亲买些肉回来，做上几个好菜，从箱子里拿出一瓶好酒，让李大爷吃好喝好。李大爷好酒，而父亲是不喝酒的，所以李大爷总是自斟自饮，父亲只在旁边陪着说话。他们之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每次吃饭总要两三个小时。李大爷烟瘾也很大，一棵接一棵地抽，人也不停地咳嗽。父亲虽然劝他要少抽一些，可临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往他兜里塞上两包，有时还会给他带上两瓶好酒。李大爷嘿嘿笑着，也不推辞，晃悠着推着车子往外走。父亲总是在旁边跟着，一直把李大爷送到马路上，看着他骑车走远才折回家来。

    大约过了两、三年，我已经读高中了，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小青年，离老远就直着嗓子喊“三叔”。父亲急忙走出去，乐呵呵地牵着那年轻人的手回到屋里，向我介绍说，这就是你李大爷家的大儿子，并让我称他为大哥。大哥则嘿嘿笑着，直着嗓子喊我“大兄弟”，那耿直、憨厚的神态，与李大爷如出一辙。父亲留大哥吃饭，其间不停地给他夹菜，并嘘寒问暖、问这问那的，其关切之情如同己出。而我却一直在寻思：父亲行六呀，怎么又成了“三叔”呢？后来问父亲，父亲只是呵呵笑着，也不作答。后来，到家里喊三叔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除了李大爷家的几个孩子，还有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有时连父亲也不认得。但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只要是喊三叔的，父亲马上会笑意盈盈，其慈爱、舔犊之情溢于言表。

    那个时候已分田到户，李大爷家也和其他农民一样，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开始注重科学种田，并舍得向庄稼地里投资了。只是农业生产资料也和生活资料一样相对匮乏，化肥、农药都是按计划层层供应的。价格实行了“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相差悬殊，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父亲那时正好管着化肥，所以每当农村用肥季节，父亲总是会想办法挤出一些指标给李大爷留着，让李大爷或者他的孩子们拿走，到基层供销社兑现出化肥来。所以李大爷家每年都会因此而节省一部分开支，同时也因为能满足需要，田地里化肥用得足，李大爷家的收成自然要好一些。

    送走了李大爷，父亲好些日子都闷闷不乐的，心中的痛似挥之不去。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父亲才终于向我讲述了他与李大爷莫逆之交、患难与共的故事——

    父亲出生在一个旧军人家庭，爷爷追随冯玉祥将军多年，最终成为将军属下的一位师长，那时在菏泽城里也算是风云人物了。显赫的家庭背景，使得我的五位伯伯、七位姑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到父亲时，虽然家境已开始没落，但父亲还是读到了高小毕业，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学历了。父亲十七岁参加工作，那是解放后的第二年。由于父亲文化水平高，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还能拉二胡、吹口琴，人也本分、厚道，所以十八岁时便被提拔为基层供销社的人秘股长。若非命运多桀、世事难料，以父亲的才华和人品，应该是前途无量的，可偏偏应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因为父亲的旧军阀家庭背景，“反右”时因出言不慎而被划成了右派，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下放的那个村子就是琵琶李村。进得村子，父亲便被大队革委会主任安排住进了身红根正的李大爷家，由李大爷对父亲进行监督改造。而耿直、善良的李大爷并没有把父亲当成“阶级敌人”来看待，同吃同住同劳动，处处关照、呵护着这位城里来的“右派”分子。在一起处得久了，父亲和李大爷一家渐渐地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李大爷弟兄两个，其二弟比父亲略长几岁，所以李大爷就把父亲称作“三弟”，而李大爷家的子女和街坊邻居的孩子们就很自然地称父亲为“三叔”了。

    刮“共产”风时，父亲正在琵琶李村，也和李大爷一家及全国人民一道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吃食堂，吃大锅饭，吃白面馒头。人们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生活搞晕了，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衣食无忧、天下太平”了，吃剩下而被丢弃的馒头随处可见。勤俭惯了的李大爷最见不得这种对粮食的糟践，便摇头叹息着将别人的剩馒头一一收起来带回家去。可家里又没有畜禽可养，因为那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所以李大爷和李大娘只好把剩馒头晒干、晾透，用布袋装起来放在灶房里。可正是这些剩馒头，却恰恰救了李大爷一家人的命，这其中就包括父亲的命。

    “共产”风刮过，接着便是三年的自然灾害。天灾和人祸，一下子又把人们退回到食不裹腹的现实中来，家无余米，库无存粮，公共食堂里的白面馒头早已不见了踪影。树皮、树叶，青苗、野菜，全都成了充饥之物，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被饥饿的人们一扫而光，不亚于闹了一场蝗灾。而李大爷家那些风干的馒头则有了用武之地，和着野菜度过了灾年，而父亲也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所以父亲说是李大爷一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于是我恍然理解了父亲与李大爷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了。后来听李大爷的外孙、也是我的同学高文立讲，李大爷去世时非常平静，没有什么痛苦，脸色也十分红润。按照佛家的说法，这应该是李大爷一生善良、勤俭修来的正果，该是圆寂了吧。

    父亲于1999年10月去世，没能听到新世纪敲响的钟声。与父亲辞别那天，琵琶李村来了许多人，呼啦啦在灵棚前跪倒一片，声声“三叔”悲悲戚戚、情真意切，直喊得众多亲朋在感到诧异的同时，脸上又多了新的泪痕......

    父亲走了，把“三叔”的称呼也带走了，连同那场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