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残疾人配戴人工耳蜗（资料片）
“我省学龄前听障儿童应在25000名左右，其中重度聋儿占75%，达18700多人。”昨天是第十四个全国爱耳日，对于省立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樊兆民来说，“重度听障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是他一直关注的内容。安装一台人工耳蜗需要十几万，很多家庭承受不起，能不能将其列入大病医保范围，让更多的孩子轻松恢复听力健康。
1.87万名重度听障儿童
樊兆民告诉记者，我省学龄前听障儿童的数字是按照中国残联关于听障儿童占总人口0.26‰的比例推算出来的，并非临床上一例一例统计出来。我省听力语言残疾患者大约在100万以上，新生儿听力损伤总发病率为9.52‰。
虽然目前我省学龄前重度听障儿童有1.87万名，但是根据实名制管理统计，我省现有持证学龄前重度听障儿童1700名，而且每年新生听障儿1300人左右。
樊兆民告诉记者，听力语言残疾影响言语能力的获得，患者与人无法交流，也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参加正规教育和学习培训。患者大多缺乏一技之长，就业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家庭为聋病患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诊治，因病致贫的例子比比皆是，聋病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救治，耳聋患者不能获得良好教育和就业机会，会进一步降低家庭的经济状况。
人工耳蜗主要依赖进口 一台15万，很多家庭难以承受
既然治疗技术已经成熟，那么为什么不选用？樊兆民告诉记者，当前人工耳蜗产品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市场价每台在15万元左右，一般家庭难以负担。耳蜗植入人体后，一般都是终身使用的。每年花费在维修保养的费用还有5000－10000元。
对于先天性耳聋患者，除植入人工耳蜗外还必须进行言语康复训练。这笔费用也不菲，他告诉记者，按省级语训中心的收费标准1000元/月，进行两年的言语康复训练的费用大约15000元。
尽管如此，樊兆民表示，听力康复是一项“抢救性”工程，“黄金时间在0-4岁。”他告诉记者，1岁到3岁左右是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也是听觉中枢发育期。人工耳蜗植入最佳手术年龄为12个月到4岁，言语康复学已证明，在此年龄实施言语康复将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超过7岁后植入，几乎没什么效果了。”
而我省年龄0－7岁重度听力残疾人约有6－7万人，因无力承担昂贵的费用，许多家庭不能让孩子得到及时的治疗，从而导致患儿终生残疾。
建议将先天性耳聋纳入大病保障 可有条件定量救助聋儿
樊兆民告诉记者，2012年和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对我省0-6岁残疾儿童实施免费抢救性康复”，去年还曾被列为民办的35件实事之一，备受期待。“但据我了解，针对我省重度听障儿童实施免费人工耳蜗植入的政策迄今并未出台，可能也是考虑费用太高。”
去年，我省有大约300名重度听障儿童享受了免费的人工耳蜗植入，“他们主要是国家‘七彩梦行动计划’的受益者，但这个数字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作为省政协委员，樊兆民在今年的省两会召开期间，还专门提交了一件提案，建议尽快出台实施省级重度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救助康复项目。
樊兆民说，目前，北京、湖北、安徽、广东、江苏、浙江、陕西等省市已出台各种对先天性耳聋人工耳蜗植入进行救助的政策，扩大了救助面，使众多的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融入社会主流生活。
“我省可借鉴其他省的经验，将先天性耳聋纳入重大疾病范畴，实行重大疾病住院大额医疗费用补偿，进行定额补偿，最高金额达总费用的70%，且不计入患者当年新农合封顶线计算基数。”他建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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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大对耳聋出生缺陷预防
昨天是第十四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的爱耳日活动主题是“关注老年人听力健康”。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购买助听器者选择持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的单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听力会逐渐下降。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患听力残疾的比例高达11%。据此计算，我国60岁以上老年听力残疾人总数超过2000万。听力残疾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不仅直接导致沟通交流障碍，还会引发多种心理问题，极大的损害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家庭关系。因此除了掌握有关听力损失与耳病预防、发现、康复和治疗的知识以外，选择合适的助听器也很重要。
据介绍，助听器属于二类医疗器械，经营验配助听器的单位需要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朋友，选择助听器先看出售单位有没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其次要选择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注册的产品，并进行专门的听力测试和验配。
万对正常孕前夫妇，致聋基因突变占10%-12%
先天性耳聋这么多，樊兆民告诉记者，这并非不可预防。“耳聋出生缺陷，在众多出生缺陷中人口数量最大。”樊兆民告诉记者，在过去，由于耳聋出生缺陷的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耳聋预防工作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结果导致耳聋出生缺陷的高发不下。“但现在有统计数据表明，每检测10000对正常孕前夫妇的致聋基因，将检测出约1000-1200个常见致聋基因突变携带者，如果进行干预，至少可以避免60名聋儿的产生。”樊兆民算了笔账，如果按照每个聋儿一生耗费70万社会财富（此数据由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测算）来计算，可等于为社会节省了4200万元的社会财富。
尽管引起聋儿出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樊兆民说遗传因素在所有致聋原因中占有高达60%的比例，而且其导致的残疾并不仅限于一代人，还会通过父母传递给子女后代，使家族在未来出现更多的残疾人，其危害最大也最广。
因此他建议，尽快在我省开展耳聋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筛查工作，尤其是对孕前夫妇进行致聋基因检测。“我认为不论有无耳聋家族遗传史，有必要在有生育要求、听力正常的孕前夫妇中进行常见耳聋基因筛查，并在此基础上对携带耳聋基因突变的夫妇提供遗传咨询。”
目前，我省尚无一家医院能够开展致聋基因检测工作，所有病人只能到北京或上海进行检查，这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北京的致聋基因检测中心大约有6个，和上海一样，全是免费检测。我省只有新生儿听力筛查，还没有基因筛查，但我们科里能做。”他建议，尽快成立我省致聋基因检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