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呼应“领导下河游泳”？

　　“群众对水质标准的认知，不是用数据来了解的，而是通过可饮用、可游泳来判断，更应以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来检验。”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在6月26日举行的申报活动的视频会议上，浙江当地要求领导干部下河游泳给群众看。“河流有没有治理好，重要的标准就是环保局长可以下去游泳。”这样的表述一出来，注定会让“标准”问题成为一个争议点——

　　有人认为，“领导下河游泳”当标准，不能替代治污成果的科学验证，因而标准不适用；有人认为，领导带头“献身”更像是用来看的官样文章，难脱作秀痕迹。

　　我倒觉得，单从行为本身而言，“领导下河游泳”没什么不妥。要说作秀，质疑者自己恐怕也无法区分“作秀”和“垂范”的实质边界在哪里；要说标准不成立，“领导下河”固然不能代替科学标准，但用一种具体可见的“行为”来打保票，可能真比一组水样分析数据更能打动人心。毕竟，领导干部亲力亲为，主动俯就民心，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良好的执政品质。

　　其实，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以“领导之躯”作为治污成色的试纸，这种“证明”效力能持续多久？或者这种干部单方作为的模式公共性是否完整？

　　不得不说，以领导游泳“验收”治污效果，它更像一次成功的“公关”，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太多屡试不爽的“雷同卷”：治理黑煤窑，领导要带头下矿；治理食品安全，领导要带头吃鸡；治理看病难，领导要亲自排队；治理公共交通，领导要亲自乘公交……需要注意了，领导带头、领导亲自、领导督促、领导重视……这些来自干部“下沉”的官方动作固然诚意可嘉，但是未免“单方面色彩”太浓。换句话说，主观努力有余，多方互动不足。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干部卖力，而本该多元的治理主体并没有一一就位。至少，“政府治理，百姓监督，法律跟进”三位一体的常态是不完善的。

　　首先，领导用“亲自游泳”表达诚意，百姓必然会以“我信了”来呼应吗？如果污染治理一贯停留在“官在做，民在看”的模式上，首先受损的是治污效果。毕竟，在讲求“民意输入”的现代行政模式里面，没有整合百姓参与的决策和行政行为，往往会“先天不足”，对于污染的“民间反弹”更是不可小觑。而且社会信任机制的建立，更应该来自百姓实实在在的参与，没有这种“主体感”，公信力就是凌空虚蹈。所以，与其让官员成为“即兴游泳”的主角，不如让百姓成为随时监督的主体。

　　其次，领导用“亲自游泳”作为公关应急，有太大的“个性化”“随机化”色彩，这不能替代体系化治理本身，更不能替代法律规章的“跟踪”。科学的治理程序、严谨的操作标准、硬性的规章制度、严苛的问责机制……与这一整套机制比起来，“领导游泳”的“献身”感召力到底还是虚弱了些。

　　总之，对于污染治理，从领导说行到百姓认可的“官民共识”形成，需要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铺垫，更需要一个利益链条关联，在这个链条上，官员的政绩升迁，民众的生存安全可以成为相互兼容的“利益共同体”，从而达成“同饮一江水”的和谐共生，同时借以促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观念转变。　本报评论员肖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