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2013年7月,省政府出台意见,提出5年内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办结时限比法定时限缩短50%以上,力争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省份之一。

　　自此,简政放权的大幕在我省正式拉开,一场政府自我革命、权力瘦身的战役打响。截至目前,省级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00项,已完成五年削减任务的68%,各市也纷纷开启权力“瘦身”,有效激发了社会和市场活力。

　　□　本报记者　赵小菊

　　16本业务手册,16个办事指南,加起来有13万字；仅市县人员业务培训就做了40次……

　　这是省质监局行政审批处张杰一帮人,过去一年多的工作状态。“就一个字,忙!”张杰说。

　　一切只因“自我削权”,主动下放了16项省级行政许可。

　　提起质监局的简政放权,张杰颇感自豪。“产品质量定检、组织机构代码年检、企业标准登记备案……2014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停止了11项审批、审核、登记、备案事项。可以说,凡是法律允许下放的我们一项没留!”

　　但他们始终不认为自己摸到了简政放权的天花板。行政审批16项、行政处罚253项、行政强制6项……在那份列有340项行政权力事项的权力清单上,他们将目光投向了16项行政许可审批——按规定,这些事项受理发证权都在省级。“但既然要放,就要尽可能实现‘零许可’。”

　　如何放?还得有法律依据。一部《行政许可法》不记得翻了多少遍,最终,“委托”条款让他们眼前一亮:可否依托日渐成熟的网上审批系统,将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委托下放给市、县局,让各流程在网上“跑起来”,让企业实现就地申请、就地受理、就地取证?

　　就是这个“自选动作”,让行政审批处的五六个人忙了一年多。

　　“委托下放,所有的法律责任还得我们来担。你说同一件事,4个人干和51个人干,哪个出错几率大?”张杰说,很自然,工作量不减反增。

　　自己干和教会别人干完全是两回事。拿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来说,30多年来一直是由省局受理,委托下放给市县局,业务手册和工作指南都得重新编写。培训搞再多轮也挡不住实际操作中出问题。张杰召集的第一次培训,就是告诉大家申请表到底该怎么填。地址中出现“xx镇南”范围太模糊,就算没有门牌号,也要找到参照物,填上距其多少米。“这涉及到后续的事中事后监管能不能准确定位。”

　　大厅里的长队少了,但电话接的耳朵都发烫。对企业的答疑,对市县局的解惑,从上班的那一刻起,铃声就几乎没断过,忙得午饭都吃不上,委托下放的前前后后,所有人的神经都不曾放松过。

　　当然,张杰们的忙和累换来的是企业办证的便利。方圆集团质量管理处的于国波对此体会最深,“我们企业在海阳,到一趟省局,光坐车就得5个多小时。现在,有的业务走几步路到海阳局就能办,远的到烟台市局也用不了1个小时。”隔着电话,记者也能听出他的欣喜。

　　张杰说,去年质监系统总共受理发放了8600多张许可证,涉及6000余家企业。通过“委托”,98%的企业办证单趟可控制在1个小时车程以内。“这得省下多少时间、多少里程!”

　　为何还剩下2%?“国家强调需严控的水泥、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许可以及省级检验机构的许可管理还需省里把关。”张杰说。

　　目前,已有其他省份开始沿着我省趟出的路子做委托下放,偶尔会跟张杰他们“交心”:“真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评论：用“主动”赢得改革红利

　　一些本可保留在省级的行政许可事项,经过反复论证,最终依法下放到了市县局,使98%以上的企业得到了实惠。总结省质监局简政放权的经验做法,行政审批主体的主动放权是关键。

　　简政放权,行政主体是主动作为,还是被动应对,给市场和社会带来的改革红利截然不同。新一轮简政放权以来,主动作为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些地方消极应对,审批的数量看似减了不少,对那些含金量高的却牢牢抓着不放,审批难的现象依旧存在；还有的对那些跟自身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红顶中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改革红利被“截流”,致使改革的成果与群众的期盼仍有不小距离。

　　进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简政放权的目光,仅仅盯着取消和下放的数量多少是远远不够的；不催不动,催一催,动一动,也不足以满足日益蓬勃的市场需求。这意味着,任何部门都不能囿于旧有的条条框框搞自我束缚,而是要围绕市场与社会需求主动做出自我适应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主体的主动性有多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就有多大,市场和企业的“获得感”就有多强。

　　作为一项攻坚改革,作为一场自我革命,简政放权不会毕其功于一役。2015年,中央提出要重点消除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影响干事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各行政主体再主动一点,　“自选动作”再多一点,就一定能把“审批的章”变成“服务的键”,做到“简政”不减服务,“放权”不放责任。（评论员　任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