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发布。法治建设、公共服务、政府效率、空气质量、拥堵程度、平均收入、退休版幸福指数……覆盖了从公共议题到市民生活的各种内容。

　　据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有21个机构发布了不同种类的城市排行榜发布。

　　这些排行榜是怎么出炉的？怎样制作靠谱的排行榜？排行榜能否为地方城市的发展规划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报记者试图揭开排行榜背后的操作逻辑和商业秘密。

　　一个月发布21个排行榜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有21个城市排行榜发布，涵盖了法治建设、公共服务、政府效率、空气质量、拥堵程度、平均收入等多个领域。

　　2015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服务蓝皮书课题组发布《2015年公共服务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在中国38个主要城市的公共服务评价对比中，民众满意度较高的城市包括拉萨、宁波和厦门，北京未进入前十名，居第19位，而青岛位列第15位。

　　蓝皮书副主编刘志昌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五年发布公共服务蓝皮书。2015年我国主要城市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有一定提高，由2014年的57.28分提升到58.74分。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了《2015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对31个省级政府、104个重点城市的政府效率进行分析评估。这也是该机构连续第五年发布的地方政府效率报告。

　　2015年12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和《法治政府蓝皮书2015》。自2013年起，法治政府研究院每年向社会发布一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以期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如今，这份报告已经越来越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在当天的发布会现场，除了研究学者，还有来自深圳、广州、上海、杭州、成都、南宁、厦门等地方政府的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后者就当地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取得的经验作了发言。

　　相比于这些已经做得比较成熟、评价体系比较完整的城市排行榜，山东大学发布的《中国县域居民发展指数》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民生指数研发中心发布的《全国中心城市民生满意度调查简报》(2015)等属于“后来者”，影响力也相对有限。

　　除了高校科研单位，一些带有民间智库研究性质的商业网站也纷纷发布各种排行榜。

　　2015年12月27日，福布斯中文网发布2015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单，前十名依次为广州、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南京、宁波、无锡、青岛、成都。据了解，这是青岛首次入围前十。这是福布斯中文网连续第12年发布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

　　此外，一些企业也基于自身大数据的分析发布了一些排行榜，比如高德每个季度都会发布重点城市交通拥堵排行。在第三季度榜单中，青岛还首次入围国内“十大堵城”序列，这与7、8、9月是青岛传统的旅游旺季、外来人口爆增不无关系；亚马逊发布的2015年度阅读城市榜显示，青岛排在第12位。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有21个城市排行榜发布，涵盖了法治建设、公共服务、政府效率、空气质量、拥堵程度、平均收入等多个领域。

　　如何制作靠谱的排行榜

　　《公共服务蓝皮书》副主编刘志昌介绍，蓝皮书基本是基于调查问卷的分析。每年度的调查均历时数月，投入访问人员数百人，发放问卷数量超20000份。

　　这些名目繁多的排行榜是如何出炉的呢？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排行榜都有一套成熟的评估指标体系。通俗地说，就是通过这套评估体系，将抽象的概念通过建立可量化的完整指标完成评估测定。

　　国内最早从事幸福指数研究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郑方辉告诉记者，在他的研究中，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指标测量公众的幸福指数。其中幸福感所占权重为50.0%，满意度包括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政府因素等，所占权 重为50.0%。个人家庭因素中，又包括对收入满意度(6.2%)、身心健康满意度(5.3% )、工作就业满意度(4.6%)；社会因素中，又包括治安满意度(5.2% )、社会保障满意度(5.4%)；自然因素中，主要是指对自然环境满意度(5.5%)；政府因素中，包括对政策公平性满意度(5.3%)、对政府廉洁满意度(5.2%)、对执法公正满意度(6.3%)。

　　因此，数据的获取就非常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告诉记者，他们的数据来源一般都是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比如《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相关原始数据，然后再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不过也有一些调研数据是我们自己得出的，我们每年都会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调研。”唐任伍表示。

　　负责《法治政府评估报告》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部分的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师王翔告诉记者，他们的调查分为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两种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面向100个城市，每个城市发放210份问卷，最终有效问卷总数为20368份。“为保证调查的有效性，项目组选取以前述100个城市为生源地或在当地就读的高校学生为调研员，深入这些城市的商贩集散地、行政服务中心等进行抽样调查。”

　　《公共服务蓝皮书》副主编刘志昌介绍，蓝皮书基本是基于调查问卷的分析。每年度的调查均历时数月，投入访问人员数百人，发放问卷数量超20000份（每个城市发放量≥650份），并且还注意了性别与年龄等方面的样本分布均衡性。

　　不过，决定城市排名的评估指标体系并非一成不变。

　　《法治政府蓝皮书》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在今年的发布会上就表示，2015年的报告评估所使用的2015年版评估指标体系是由法治政府研究院在2013年版评估指标体系和2014年版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和完善而成。

　　“2015年版评估指标体系仍然是以《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三个法治政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依据，同时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2014年法治政府评估活动所反映的具体实际和问题，加以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马怀德表示。

　　或可影响政府决策

　　谢良兵根据发布榜单引发的关注度观察到，地方政府比较关注涉及民生方面的榜单，比如空气质量、养老等，有些榜单还会影响地方政府对于这方面的总结和投入。

　　各种各样的城市排行榜，究竟是否会对城市的发展规划有促进作用呢？

　　已经连续14年发布的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报告中称，“这份城市竞争力报告会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对中国城市发展产生一定的引导、激励和决策参考作用。”在2014年发布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曾概括这份报告的作用。他笑言，“团队的牵头人倪鹏飞博士虽然很年轻，但是在我们国家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市长那里比我们很多的所长和院长都要知名。”

　　在专注评级与评价的标准排名研究院城市研究总监谢良兵看来，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很重视榜单，如果城市在某项榜单中排名不错，也会主动宣传。

　　谢良兵根据发布榜单引发的关注度观察到，地方政府比较关注涉及民生方面的榜单，比如空气质量、养老等，有些榜单还会影响地方政府对于这方面的总结和投入。

　　“比如江西省城市大面积进入我们的氧吧城市和最宜养老城市榜单，当地林业部门就坚定了生态江西的路线。福建的上榜城市也是如此，2015年工作总结和2016年工作规划都强调这方面内容。”谢良兵表示，除了民间第三方机构的榜单，其实政府内部也有情况通报，就是将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以数据排名形式公布，官员政绩一目了然。

　　漳州市委机关报《闽西日报》的一篇报道或可窥见地方政府的态度。刊发于2015年12月5日头版的名为《2015中国养老城市50强揭晓漳州位列全国第七》的报道称，“这份榜单的发布，既是从几个角度肯定了我市生态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成果，又让我们看到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和完善。”

　　漳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这次入选全国50强，对漳州养老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个利好。

　　而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城市排行榜中的负面榜单则讳莫如深，其中最著名的是鬼城指数排行榜。

　　“我们连续两年的鬼城指数排行榜都会有地方政府找来协商。一方面，这份榜单会严重影响地方招商；另一方面，这份鬼城榜上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出版的《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而这个机构是真正能影响地方决策的。”谢良兵直言。

　　不过，不是所有排行榜都能得到认可。

　　2013年，某财经周刊对中国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进行排名，其中以成都为首的15座城市新升为一线城市。由此引发读者对所在城市排名的关注，其中有的省会城市未能进入一线，而有些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县级市，比如中山市，名次反而靠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李红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专门辟谣，2013最新城市排名榜不能作为引领城市发展的标准。

　　“由于综合商业指数是对城市商业发展水平的一个专项评价，而不是对城市发展总体水平的评价，因此，不能作为引领城市发展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方向。”李红玉表示。

　　学术与市场的融合

　　唐任伍告诉记者，他们到地方城市做调研时，为了保持客观公正，尽量不跟地方政府打招呼，开发布会的时候也尽量不邀请地方政府来参加。

　　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机构热衷于发布各种排行榜，那么这些研究能否走向市场化呢？

　　《2015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研究团队负责人唐任伍告诉记者，报告也会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但说实话，没有什么稿费收益，他们反而还会承担一些出版费用。

　　实际上，基于研究报告发布的各种城市排行榜的费用大多来自于课题经费，而且并没有转化为市场收益。

　　“高校里的这种研究报告一般都是来自于之前申请的重大课题，有一定的课题经费，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可以报销，最后形成的报告也是课题的研究成果，是作为课结项的重要标准。”唐任伍告诉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术机构也开始和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

　　第一年发布《中国县域居民发展指数》报告的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是由即墨市政府与山东大学于2014年7月成立共建的一个智库。该研究院一方面要为即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库支持，另一方面也会针对全国县域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和难题进行研究。

　　“完成高水平研究报告5份，4份被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批示采用，1份呈报中央领导参阅。”据知情人士透露，县域发展研究院的人员编制、基本科研经费等都会纳入山东大学的范畴，同时即墨市政府也会提供一定的支持。

　　这些研究要做到走向市场的同时又保持其客观独立，并不容易。唐任伍告诉记者，他们到地方城市做调研时，为了保持客观公正，一般都尽量不跟地方政府打招呼，开发布会的时候也尽量不邀请地方政府来参加。

　　不过，唐任伍也觉得，学术和市场之间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平衡的。“我们做地方政府效率研究的时间久了，有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库积累，可以针对某些的地方政府制定一些参考依据，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这些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已经在进行一些尝试，除了常规的排行榜外，还对政府效率较高的东莞、深圳、苏州、鄂尔多斯等多个典型城市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梳理提升地方政府效率的实践经验。同时，对政府效率较低的揭阳、邯郸、桂林等市开展个案分析，力求寻觅影响地方政府效率改进的瓶颈与困难。

　　记者 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