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曾说：“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把写文章看作是像治理国家一样，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这种说法，过于强调文章的政治功能。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文章乃案头之山水，山水乃地上之文章。”这种观点就显得文气十足，诗意盎然。我常想，静坐书房时，在文字中能感受到造化神秀、自然玄妙的人，一定是达到了至高的读书境界；游历天下时，在自然山水中能体会到文字描述的神韵，一定是实现了精神的共鸣。 

    自古人们便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读书提升内在修养，通过行路积累外在经验。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二十岁时便开始游历天下，遍访河山，搜集逸闻古事，网罗放佚旧闻，为他后来编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奠定坚实的基础；南朝谢灵运喜爱周游，他将眼前山水注入胸中又流于笔端，用诗文展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的自信；唐朝诗人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登历名山大川，结交豪侠隐者，立下“济苍生、安社稷”的志向，入世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豪迈，出世则有“且放白鹿青崖间”的潇洒；明代徐霞客更是用其一生践行“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抱负，用六十余万字的游记记录下自己的每一处足迹，强烈表达了对祖国山川的热爱之情，他的这份遍游中华的执着，也被后世称赞为“徐霞客精神”……

    他们都是在用生命去寻求书中山水与自然山水的相遇。或许是书中山水首先勾起他们探寻自然山水的兴致，或许是他们在游览自然山水时，不经意地唤起文学创作的灵感。正是在这种由彼及此或由此及彼的关联之中，实现了高山与流水的呼应，树林与众鸟的呼应，晨钟与暮鼓的呼应，文学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呼应。正是因为这些浪漫的相遇，才成就了他们传奇的人生还有令后人惊羡的文字。

    古代的文人墨客，似乎都要通过游历山川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天涯孤客对驿站酒旗、长亭短亭、长河落日的诗意描摹，那些场景令人神往。其实，古人的游历需要面对很多的艰难，单是车马舟行的劳顿就是今人难以体味的。今人出行，交通便捷，日行千里，且可在路上安睡，这是何等的轻松与自在！所到之处，大多是人山人海，自然景观常被淹没在人群中，人文景观常被淹没在匆匆的步履中。

    今人的旅行缺少了挑战险境的勇气与登临绝境的刺激，也就无法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的境界。归来后，只有留存在相机里的疲惫笑容，或仅可作为符号标志的景点，真正缺少的是生命与自然的精神相遇。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静坐书房，在文字中体悟山水精神，才有可能在旅行中读懂自然山水的精神，这样的旅行才会有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人生总需要几次有意义的壮游。我喜欢“壮游”这个词，它不只需要胸怀壮志，更需要你带着与自然寻求精神相遇的敬畏感与神圣感，那样的远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壮游。我曾春到扬州，在二十四桥上追寻小杜诗句中的佳人，在江边诵读张若虚“孤篇压全唐”的名篇《春江花月夜》，在驼岭巷拜访特立高标的扬州八怪；我曾夏往蓬莱，在“波涌千层逐浪翻”处遐想“群仙出没空明中”，在振扬门拜谒抗倭名将戚继光，看他“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我曾秋游西湖，观湖光山色，听南屏晚钟，或伫立断桥，或漫步苏堤，作各种浪漫的玄想；我曾冬至冰城，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

    我曾到秦始皇陵，“告诉”那些站立千年的兵俑，唯有他们才能将化作“望夫石”的妻子唤醒；我曾到汨罗的江边，凭吊三闾大夫，并同他交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我曾到会稽山的兰亭，曲水流觞时也取一樽酒，赋一首诗，憧憬它能补录到王羲之作序的那册《兰亭诗集》中；我曾登临泰山，体会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气，站上山顶时却觉得林则徐“山登绝顶我为峰”这句诗更显豪迈；我曾到敦煌大漠，在丝绸之路上遥望落日下行进的驼队时，想起追剿匈奴的“飞将军”李广与霍去病，想起出使西域的张骞与班超……在这些游历中，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心跳，历史的脉动，也体会到了人文的无限风采与文化的永恒精神。

    遥想古人有仗剑远游的慷慨，今天的我们既然不能仗剑，那就携一卷书吧。书中描摹的山水，有声有色，变化无穷，让人仰观俯察，如临其境。亲身游历的山水，同样有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虚实结合，这不正像山水在大地上恣意书写的文章吗？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既然天地不说，就需要我们学会思考与领悟，在书中山水与自然山水的碰撞与共鸣中，在人文精神与山水精神的交流与呼应中，去体味生命的偶然或必然，泰然或飘然，悠然或超然。

    携一卷书去远游，让书中山水与自然山水浪漫相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