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9）

　　一

　　王文彬，1912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王砦村。他5岁入私塾，后在本村国民小学上学，不久因学校停办，便在家随祖父读书，1927年又到常店小学念六年级。1929年，王文彬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在这里，他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

　　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王文彬和其他同学一起，冲破校方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向群众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同时，他还参与组织了徐州中小学爱国师生开展查抄日货、打击奸商的斗争。这年寒假，他以徐州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代表的身份，带领学生演讲团深入丰县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2年，王文彬考入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同年秋，他参加了学界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遭到反动当局软禁。返校后，他积极阅读马列主义书刊，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道。

　　1935年8月，王文彬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奉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同时，北平反动政府还大肆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不少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都遭到逮捕、屠杀。

　　随着日军对华侵略的日益加剧，北平周围日军云集。为拯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志气。

　　1935年12月9日，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高喊“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活动。王文彬和同学们一起，冲开反动军警的围困堵截，参加了游行。反动军警用木棒、刺刀、水龙头，对付徒手游行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大家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不少学生受了伤。王文彬声泪俱下，悲愤地喊道:“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是中国人，怎么能殴打、残害抗日的爱国青年呢！难道你们不爱祖国，不爱家乡，甘心做亡国奴吗！”

　　这次游行结束后，王文彬被历史系的同学们推选为代表，参加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工作。第二天，北平各大专院校开展总罢课斗争，抗议反动当局投降卖国、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王文彬参与组织领导了文学院的罢课活动。

　　一二九运动后，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王文彬经受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1936年6月，王文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北平学联的领导，党组织派他任北平市学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积极奔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参加各校举办的讲演会、报告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积极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亲日派变本加厉地破坏学生运动。他们收买拉拢学生中的反动分子组成新学联，同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进行对抗。反动当局利用这些学棍、流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寻衅闹事，扰乱学生联合会的工作，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王文彬和其他同志一道，置生死于不顾，机智勇敢地组织爱国学生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12月，王文彬不幸被捕，虽经敌人多次审讯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以及他个人在党内的身份。不久，在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下，王文彬获释出狱。

　　出狱后，他继续领导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1937年5月，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投敌卖国、疯狂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罪恶行径，王文彬奋笔写下《苦闷中的北方政局》一文，发表在《北方青年》杂志上。他以辛辣的文笔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霸我国土的滔天罪行，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背信弃义、丧权辱国的降敌政策，呼吁各阶层人士在国难当头之际，同仇敌忾，挽救中华民族。

　　1937年上半年，为声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无理逮捕的沈钧儒等进步民主人士，揭露反动当局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罪行，北平市学联组织爱国师生编演了街头剧《审七君子》等剧目。王文彬本来文静腼腆，没有演戏的专长。但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他在剧中扮演了章乃器这个角色，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教育和鼓舞了广大观众。

　　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在北平城内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学生运动只好转入地下秘密进行。

　　为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党的指示，北平市学联决定将同学们疏散到祖国各地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党组织派王文彬到南方去组织学生，发动群众，督促国民党政府共同抗日。当他到达济南时，大批流亡学生云集济南，生活无保障，行动无路费。为迅速将大批学生输送到各地，王文彬受党组织委托，找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行交涉。经过不懈努力，韩复榘终于答应免费送学生到各地，并发给每人两元生活费。之后，王文彬赶赴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宣布对日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遂告形成。这时，许多平津流亡的学生相继到达南京。在中共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王文彬和蒋南翔、丁秀等共同领导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王文彬任同学会党团主要负责人。

　　9月，为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王文彬领导同学会在全市发起募捐活动，并组织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这些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南京掀起新的高潮。对此，国民党反动当局异常恐慌，于1937年10月8日，派出军警包围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王文彬再次被捕。在狱中，王文彬领导同志们继续斗争，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的行径，他还带领大家高唱救亡歌曲，鼓舞难友们的革命斗志。

　　为营救这批被捕的同志，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同时，南京市几千名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聚集在国民党国民政府门前强烈抗议解散同学会、迫害进步学生、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志。在党的营救和学生的声援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王文彬等同志无罪，予以释放。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广泛展开抗日救亡工作。为此，共产党派代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王文彬刚一出狱，就参加了这项工作。经过努力，双方达成了协议，成立了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在同学会的组织动员下，2000多名平津流亡学生进入训练班，王文彬在训练班中建立了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团结了广大爱国学生，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

　　三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落敌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挺进华北、华中地区，积极执行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政策，英勇抗击日军。在这种形势下，王文彬于1937年11月，从南京到达苏北，任中共徐州特委秘书，协助特委负责同志工作。

　　党组织考虑到王文彬在家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便决定让他重点负责丰县、沛县一带的群众工作。他回到家乡后，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介绍抗战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由于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很快就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还利用社会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上层爱国民主人士。

　　1937年冬，王文彬发起成立了丰县第一个群众抗日团体——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次年春，他和李贞乾等先后在王寨、徐楼等地举办农民游击训练班。妇女工作训练班，他亲自授课，介绍全国抗战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爱国师生在国家存亡之际，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中去。他还从中发展了一些党员，为建立抗日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积蓄了骨干力量。结业时，大家纷纷表示:“宁作断头鬼，不当亡国奴。”

　　四

　　1938年4月，在徐州沦陷前夕，中共徐州特委决定，将其所辖地区，以津浦和陇海铁路为界划分为四个区，分别成立区委。王文彬任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同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近逼丰沛。国民党早已闻风而逃，政权机构瘫痪，亡国论调甚嚣尘上，兵痞、土匪趁机四起，一时间人心惶惶。王文彬根据中共苏鲁特委的决定，在肖县、丰县、砀山、铜山等县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6月中旬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共2000余人，分五个大队，王文彬任政治委员，李贞乾任总队长。从此，抗日救国的大旗在湖西地区飘扬起来。

　　王文彬十分重视部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在义勇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各大队的军政要职均由共产党员担任，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党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仿效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不断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常常亲自给战士上课、作报告，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讲述革命道理，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义勇队初创时期，部队生活异常艰苦。王文彬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在生活上从来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他同战士们一样，一个月领5角零用钱，终年穿一双粗布鞋和一身粗布衣。有段时间，他持续发烧，全身浮肿，行走艰难，但仍以惊人的毅力照常率部行军作战。同志们看到他一天天地消瘦，有一次就特意为他做了碗咸汤和两个烙饼，但他怎么也不吃，并把咸汤和烙饼转送给了伤病员。他还一再吩咐身边的同志，以后绝不可再为他搞半点特殊。在他的带动下，各级指挥员都以身作则，干部、战士之间亲如兄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整个部队上上下下呈现出一派团结友爱的气氛。

　　在王文彬、李贞乾等带领下，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以老红军为榜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维护群众利益。部队每到一处，坚持搞宣传、做好事，为群众推磨、担水、铡草……由于当时供给困难，指战员在寒冬都还穿着破旧的单衣，但没人拿群众一把柴火取暖。部队在夜间行军时，为了不影响群众，经常露宿村头。他们用实际行动教育影响着群众，广大群众也都真心拥护义勇队，纷纷把自己的儿女送到部队。在王文彬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这支抗日武装后来发展到20多个大队，约5000余人。他们到处袭击日军，打击汉奸，镇压地主恶霸。在边区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义勇队在马良、惠庙、华山、河口等地与敌人开展了多次战斗，消灭了大批日、伪、汉奸，扩大了边区抗日根据地。

　　部队严守纪律，露宿村民门前

　　1938年7月初，根据苏鲁豫边区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徐西北区委同鲁西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苏鲁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王文彬先后担任中共苏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和特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他和特委的同志正确地执行上级党的指示，把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鲁豫边区所辖各县区村，普遍组建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党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丰、沛、单、鱼、肖、宿、永、金、砀、曹等县委和区委，个别村建立了党支部。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五

　　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方针，王文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徐州沦陷后，湖西地区出现了各种地方杂牌武装，为团结争取这些力量参加抗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王文彬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诚恳地帮助他们了解革命形势，消除恐日心理。为表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苏鲁豫特委还派人把逃跑的国民党丰县县长黄玉珏及常备队长黄体润等人找回来，帮助他们组建政府，扩大队伍。经过不懈努力，湖西地区的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1939年5月中旬，苏鲁豫特委改组，成立苏鲁豫区党委(亦称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王文彬任区党委统战部长。这期间，他在苏鲁豫边区各县更加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他多次长途跋涉到单县，去团结争取开明士绅朱鸿铎和单县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朱育才，经过辛勤工作，终于使该县达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并成立了单县抗日动委会，开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

　　1939年6月，苏鲁豫地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成立，湖西和陇海路以南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共聚一堂，举行了成立大会，王文彬被选为总动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会上，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故意制造摩擦，企图把共产党的力量从动委会中排挤出去。王文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救亡力量》的报告，严正地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动委会中发挥骨干作用，国共合作抗日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坚决反对制造摩擦，破坏统战……”他的讲话，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得到与会各阶层人士的赞同和拥护，保证了共产党在统战中的领导地位。

　　1939年秋天，在党的领导下，苏鲁豫边区军民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伪军队的联合夹击，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达到方圆200余里，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但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苏鲁豫边区却发生了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冤案——湖西“肃托事件”。同年9月，王文彬被杀害。

　　事后，王文彬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地政府和人民为纪念王文彬，将湖西边区最早创办的王大庄小学命名为文彬小学。

　　1951年，王文彬烈士的父亲，被特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1980年4月，中共江苏省丰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王文彬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将烈士忠骨安葬在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