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顾随诗词讲记》，继而又读了他的《驼庵诗话》和《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如果说其它的相关书籍将诗囊括进诗学理论的殿堂，那么顾随先生就是将诗融进了人的生命和血脉里。抛开理论谈文学，自然显得浅薄和无知，然而如果抛却生命谈文学那就是断木之本、绝流之源了。

　　顾随先生这几本书不算严格意义的诗学著述，而是以他的学生叶嘉莹当年的听课笔记为基础整理出来的文稿。但这不会减损它们的价值。

　　《驼庵诗话》开宗明义：“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反对仅为文学而文学。这不是他的独创。但是真理，不朽的文学都是从生命之中刨掘出来的，带有血色和骨髓。这就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中标举的文学：“在一切书写中，我只爱一个人用自己的血写下的东西。用血书写吧：你将体验到血便是精神！”血色就是生命的本色，殷红而热烈，血的精神就是生命的精神，沸腾奔涌。文学只有具备这种“血的精神”才不至于在历史流变和风尘洗礼的过程中褪色。千百年以降，太史公的《史记》宏博之中透露的是生命的挣扎、屈原的《离骚》徘徊背后闪现的是坚守的背影，杜甫的诗歌格律之中融化的是沉重的血泪……诸如此类的文学都是生命化的沉淀结晶。顾随先生就认为《史记·项羽本纪》“是天地间有数文字”，因为“笔端时时流露感情，特致其高山景行之意”。他说《离骚》是“伟大诗人的理想”，这种理想“使其热情更高尚，更感人”，因为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至于对杜甫的论述就更多更深入，征引不尽，然而一言以蔽之，便是深厚二字。顾随先生说：“其深厚不下于莎氏（莎士比亚）之伟大”，而这种深厚正是“由‘生’而来，‘生’即生命、生活”。

　　伟大的文学固然源自于生命意识的勃发，然而不是每一颗生命的种子都能孕育文学的幼芽。顾随先生主张诗应该有知、觉、情，三者缺一不可。诚然，理智（知）太过的人不易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情感泛滥的人亦然。这就需要两者相辅相成达到情理兼得的效果。顾随先生说：“做诗人是苦行，一起感情需紧张（诗感），又须低落沉静下去，停在一点，然后再起来，才能发而为诗。诗感是诗的种子，佳种，沉落下去是酝酿时期，然后才有表现。”先生所说的“紧张”便是情感的勃发，而“低落沉静”便是理智的梳理，这样一来情感和理智就形成了一种内外张力，这种张力要想体现在诗句之中，必先体现在生命之中———有洋溢的热情和低沉的悲哀，也有审慎的思考。就像顾随先生所言：“沉得住气，不是不烦恼，不叫烦恼把自己压倒；不是不喜欢，不叫喜欢把自己炸裂。此即所谓情操。必须对自己的情感仔细欣赏、体验，始能写出好诗。”若真能如此，写出好诗倒是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种调和的智慧，是一种高明的中庸。如此一来，调和之下不仅会涌现出隽永的诗文，更能够闪现出靓丽的生命之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