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扬、杨昊、丁松、马宗青、毕妍，本届光州大运会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名单中，出现了很多人们熟悉的名字。他们或在台前指挥，或在幕后默默奉献，他们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则还是“外聘人员”，但不论怎样，都在为高校体育发展添砖加瓦。

　　在负于美国队小组未能出线后，中国大学生女篮主帅马宗青一脸遗憾。在她看来，若不是在小组赛中意外输给捷克队，她手下的这支队伍完全有能力进入八强。

　　马宗青，中国女篮的前国手，1996年澳大利亚世锦赛亚军队成员，应该说，她是中国女篮最辉煌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2003年空军队解散后，马宗青与北京大学签约，成为北大校队的主教练。在她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女篮逐渐成为CUBA联赛中的顶级强队。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马宗青至今在北京大学仍没有一官半职，只能算是个编外人员，“我其实就是‘临时工’，最开始工资是每月2000元，现在是7000元。”马宗青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喜欢在学校工作，完全是因为热爱，“我就是图个快乐，也喜欢在学校的感觉，特别欣赏北大的人文氛围。”

　　正是因为这种情怀，让马宗青在北大一呆就是12年，面对其他高校提出的各种优厚待遇，马宗青以“合作惯了”婉言谢绝。但她也告诉记者，并不是每一位高水平教练都不看重金钱、级别这些东西，“在北京7000元一个月能干什么啊？想要更多的高水平教练到高校，中学，甚至小学执教，没有政策上的扶持是不行的。”

　　根据现行规定，进入大学任教的学历，应该为博士，但不论是退役的高水平运动员或是从专业队下来的教练员，绝大多数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在我的队友里，我是第一个留在这么好的大学里任教的，我要感谢北师大，能特批我留校当老师。”中国大学生女足助理教练、前中国女足主力毕妍告诉记者，“我本科的专业是运动训练，硕士是体育教育，去年北师大的留校要求应该是博士，如果按照规定，我是不可能留下来的。”

　　高水平教练无法在专业队和学校之间正常流动，恰恰是中国高校体育水平提高的壁垒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和体育是各自分立的两个系统，体育系统的目标是摘金夺银为国争光，这导致专业队理所当然地拥有最好的体育资源，特别是高水平的教练员，大多在体育系统。

　　“专业运动员在实践上的能力确实比较强，现在特别提倡校园足球，基层校园更加需要退役运动员，而且这也是退役运动员的一个出路，这对于校园足球的整体发展是有好处的。”毕妍说，“我留校负责抓的就是校队，就是学校的足球课，也算是人尽其才，我自己也觉得很轻松。我们现在提倡发展校园足球，但师资一直是个问题，所以要对退役运动员有相应的政策。我觉得，应该少一些强制性的政策，毕竟专业与动员不是从小就接受系统教育。”

　　针对高水平专业教练进入高校的问题，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王钢说，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教练没有实践经验，高校的体育水平不可能提高，所以，大体协也开始尝试开展“高校教练员资质”的培训，“目前校园体育发展处于改革的阶段，特殊的时期需要过渡性的手段来引进高校教练员人才。我个人认为，应该把选择高校教练员的自主权下放到高校，不能用学历一刀切。”

　　试想，如果高水平专业教练通往高校的通路被打开，以目前只有两三个国家队水平教练的清华田径队为例，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现有条件下，培养出更多像胡凯、张宇这样的高水平运动员，这样，不论是对高校体育的发展，还是对整个中国体育的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通路问题解决了，并不意味着高校就一定能引来高水平教练，因为目前对于高水平教练进入高校的待遇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的规定。

　　“职称、论文对于我们这些运动员来说，是很难的。”中国大学生女排主教练、前国手杨昊说，“我们和高校的普通老师竞争，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如果学校重视的话，比如把带队的成绩，划入到职称的评定里面去，如我带队参加大运会，能顶一篇论文，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

　　目前在中南大学男篮执教的前国手白江，西北工业大学主帅王立彬，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帅金志扬，他们从体育系统进入教育系统时，职称就是教授。杨昊的职称是副教授，是因为她在辽宁队执教时，已经是高级教练，转到北航后得到了副教授的职称。毕妍留校属于“特批”，职称是讲师。

　　马宗青也表示，职称等待遇问题，是高校吸引更多高水平教练的另一关键因素，“我们的专业教练、职业教练，一年可能挣几十万元，高校需要增强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是每个高水平教练都能接受月薪几千元的待遇。”

　　在美国，学校运动队的教练员工资体系，和普通教师是不一样的。北卡男篮主帅、著名的老K教练年薪超过900万美元，这比很多NBA主教练都高。中国高校当下显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但至少应该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换句话说就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国际级健将、国家级健将，在进入高校甚至高中、初中执教时，应该得到相应的职称。如果他们想进一步提升职称，在一些硬性要求上，比如论文等方面，也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政策。但采取这种政策，不能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特殊群体”，而是让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高校同样也有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