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直言自己不喜欢鲁迅，“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这样的话，说出来恐是需要些勇气的，即使在海外。记得冰心说自己不爱读《红楼梦》，不知道好在哪里，算得上“童言无忌”；而王鼎钧直口直言，若说有区别，应在他是认可鲁迅作品的价值的，而所言鲁迅“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应是指小说创作较少，精力大半集中于写作杂文之上。说到这里，不妨岔开一笔，想起水晶采访钱锺书时，记录了一些钱对鲁迅作品的看法，大约是鲁迅的气质与思维方式更适合写“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合写“‘长气’long-winded的”东西。这话少人道出，而如果我们细察鲁迅作品的特征，以及其关于唐代杨玉环题材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与未实现，还是不能不佩服钱锺书眼光之老辣的。

　　虽如此，王鼎钧却是熟读鲁迅小说的，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即可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一次茶会，王鼎钧被问及青年时期为何未受左翼思潮的影响，他答道，“这得从《阿Q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Q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回答极妙，可看出其对鲁迅小说的熟稔，当然更见与左翼文学的隔膜及抵触。他引香港作家林以亮为《大亨小传》作序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昔人那样推崇斯坦贝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斯坦贝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他对茅盾、郭沫若等的观感，亦大致如是。王鼎钧说，“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评论家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所谓设计，大概就是我们所说主题先行的意思罢，从“载道”的角度看，或会收得一时之誉，但时间淘洗之后的文学本身之价值，显然是须重新讨论及审定的。另外，王鼎钧于沈从文的推重，贯穿其间的文学审美观念是一致的。

　　小说的审美是一面，而另一面却亦有认识之增益。王鼎钧评论莫言的《红高粱》，肯定作品的文学水准，作者“将高粱提升到人文的层次”，忽又论及小说中的“钉耙战术”，即游击队将耙（一种带尖齿的农具）向上放置于公路路面，以拦阻日本鬼子的汽车，打击敌人，不过，经历过抗战八年磨难的王鼎钧言道，这种战术并未用于那场战争，“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言念及此，对于抗战结束后和平之终不可得，内战之终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说还休了！”读到这宕开的一笔，真是令人惕然而惊，由小说审美的区域进入历史审视的范畴，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正是有着这样的痛，王鼎钧评论“‘一九四九’三棱镜”——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自己的《文学江湖》，方可富于情感且精准入微。“无巧不成书，《文学江湖》有一只口，《巨流河》有两只口，《大江大海》你也可以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接的口，可以看见口中的三寸不烂之舌。《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大江大海》语不惊人死不休！《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故意让人听见，《大江大海》就是面对群众演说。”若没有切肤之痛，是无法说出如此的评语的。如果说龙应台是用采访的方式与史料之搜集来写作，那齐邦媛、王鼎钧就是用生命与血泪来书写自己的亲历了，所以欲说还休与欲休还说，那种况味，局外人或难以尽数体尝。

　　王鼎钧讲自己读书实在很少，自然是一种谦虚，但下面这句话，“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竟令人一时无语。而有着如此的经历，他对于自己所读的每一本书，体味出某些独得的滋味与见解，或已成必然。如于阿城的《棋王》，“‘棋王’描绘的远景，就是希望由无字棋的境地，进入雕籀绣篆的有字棋的境地”；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宣传而言，‘性’在劳改营中不成问题，它在劳动的理想和热情中净化了，升华了。就事实而言，劳改营中‘性’的问题很严重，它既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退化为各种不合理的满足，而任何一种不合理的方式都与创设劳改营的宣传理论相悖，结果，堂皇的初衷无非是大言欺世，以百姓为刍狗”。这让我想起他的《山里山外》《怒目少年》，以及另一些自传性作品，现实的磨难与思虑的深化显然不是无关系的。

　　王鼎钧的读书文章，有文学评论的影子，有书评的印记，更有随手写来的无拘束，他自认算是杂文的一支。这种杂，或在于所读之书常常是个引子，引出王鼎钧自己的亲历，引出似漫无涯际的跑野马，而文章的好看，大约亦正在这里罢。“鱼不可以饵为食，花不可以瓶为家”，具如此的胸襟，读书不在话下，又有何文章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