鄄城谷林尧陵，是菏泽市域内重要的名胜古迹之一，是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菏泽为华夏祖源圣地的文物实证。位于鄄城县富春乡谷林村的尧陵现存墓区面积6000余平方米，封土直径50米，高9米。在考古勘探过程中，中科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现场发现了1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龙山文化遗址,从勘探所取土芯样本及包含物分析,该遗址文化堆积层次分明,包含有龙山文化、周代、汉代及明清时期的文化遗物,为研究帝尧陵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根据文献记载、现有遗存，结合考古勘探成果，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等单位的历史文物考古专家经过充分研讨，达成一致结论：帝尧陵在鄄城县富春乡谷林村。

　　山东省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吕伟俊说：“尽管在国内现存多处尧陵遗迹，但是从史籍记载、文化遗存、民间传说等方面综合分析，鄄城谷林尧陵自汉代至明清均有祭祀尧帝的遗存。此次考古勘探又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更进一步印证了尧陵遗址就在鄄城谷林。”

　　尧葬谷林是上古丧葬文化的典制

　　关于尧葬地，最具权威性的早期记载，是秦代《吕氏春秋》第十卷《安死》篇里的八个大字：

　　尧葬于谷林，通树之。

　　《墨子》曾说尧葬蛩山，《山海经》也曾说尧葬岳山。蛩山、岳山、狄山就是崇山，而崇山就是谷林山，《墨子》、《山海经》与《吕氏春秋》的说法是一致的，尧葬谷林是那个时代的通识，即唯一说法。

　　谷林，即文献记载的“榖林”（榖为楮树，和繁体谷字相近，演变为谷）。顾名思义，是个谷树成林的地方，在今鄄城县城南十五六华里处，属富春乡管辖。古称谷林庄，后被黄水湮没为一片林地。

　　《吕氏春秋》“安死”篇的大意是，古人讲究养生和安死，“安死”就是死后能安。入土后永远“无发无动”，不被惊扰，是上古丧葬行为的最高理想。所以“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爱，吝惜。恶，厌恶）。所谓 “合”、“同”，就是 “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于阪隰”（阪隰，不肥沃、不便耕种的土地）。尧死后葬在谷林山上，上面栽满谷树，正是与山林合为一体之意。今天的谷林尧陵上，依然长满了谷树，葱郁繁茂，浓绿一团，把陵墓遮护得严严实实。

　　《吕氏春秋》穿越时光隧道，向我们传递了远古时代的文化气息。尧葬于谷林这样一处偏远僻静的地方，是当时丧葬文化顺理成章的选择，是安死理想的完好体现，是古朴民风时俗的真实反映。

　　历代文献和诗作的记载

　　《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以安死为精义的上古丧葬文化，在书成之后被秦朝破坏。骊山皇陵大如丘山，陪葬之奢华，仅兵马俑冰山一角已让世界为之震撼。汉代又延续了这种风气，西安周围，长陵（高祖）、茂陵（武帝）、杜陵（宣帝）以及薄太后陵、窦太后陵等，个个如丘如阜。汉大臣如张释之、刘向等都曾冒死谏节葬，但除了文帝，其他皇帝都置若罔闻。

　　这种情况到东汉末年、曹魏时代有了改变。《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

　　古代惯例，皇帝登基不久就要筹划建陵墓的事，曹丕亦然。大臣勘察后，想把墓址定在首阳山东侧，向他报告，他就对自己的后事作了上述交代，要求后人要完全像尧王、禹王那样安葬他。其中一个“藏”字，更是表现了他对“安死”文化的深刻领会。

　　曹植的《文帝诔》表明，他的这一安排得到了贯彻：

　　乃创玄宇，基于首阳。拟迹谷林，追尧慕唐，合山同陵，不树不疆。

　　“玄宇”指陵墓，“不疆”就是不专门划出一片地方、封上边界做墓园；再加前面说的不修寝殿和神道，可以看出曹丕是真心实意想效法古圣先王，也显示出丧葬文化回归上古的趋势。

　　曹丕的“终制”和曹植的诔文里，都提到了尧葬谷林的事，既证明了《吕氏春秋》记载的真实性，也说明谷林尧陵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无须解释的事实。“拟迹”就是仿照形迹去做，没有“迹”，“拟”从何来？

　　《宋史·礼言》记载，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己卯，濮州知州韩铎曾经“请敕本州致祭尧陵”。他说：“尧陵在本州雷泽县东谷林山，请春秋致祭，置守灵五户，免其租，以奉洒扫。”不仅指出了尧陵的确切位置，还谈到了致祭、设守灵户等具体事宜，更可坐实谷林尧陵的存在。

　　语中“雷泽县东谷林山”一句，“东”字不是指雷泽县的东边，而是指东谷林山。清山东巡抚岳浚所上《改祀濮州尧陵奏议》中“古雷泽之东谷林庄”一语可参证。谷林山亦名富春山。今天鄄城富春乡尚有富春集、东富春、西富春三个村庄，可推断当年也有东西两座富春山即谷林山。所谓“山”，就是古时候鲁西南一带到处都有的土堌堆。

　　明人邓韨《尧墓在谷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近时，竹林寺发地得石碣，书曰‘帝尧墓’，盖元人书隶体。竹林者，谷林也，土人讹称竹林耳。”这一石碣就是元代徐世雄所立并手书的《帝尧墓碑》，从而使尧葬谷林在元代有了确证。《山左金石志》记载，“此碑高四尺一寸，广二尺一寸。在濮州尧陵，石碑刻‘帝尧墓’三字，径一尺三寸二分。款题大元至元十四年冬至日。朝散大夫濮州尹高唐徐世雄立石。”清宣统元年（1908）此碑尚存。

　　元代的例证还有一则。《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二年（1325）濮州鄄城知县曾上奏朝廷：“故雷泽城西尧陵上有佛寺若干，请旨废移”，但元仁宗未予理睬。理睬不理睬是皇帝的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尧陵的记载是确切的。

　　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濮州知州薛孟等致祭谷林尧陵，并立《尧陵祭文碑》，此碑至今完好，先仍立于墓前。碑文162字，清晰可辨。上有这样生动精彩的文字：

　　唯神当天地气数之中，开万古文明之始，阐精一而心学之要，始传官天下，而揖逊之风始著。是以峻德则天而荡荡难名，放勋配地而悠久不息。陨落于二十八载之后，卜谷林之胜以幽居，既淹于数千百年之间，按谷林之迹而复现。允宜封表，崇祀无疆。

　　除了颂扬尧王功德之外，还记下了谷林尧陵被长期湮没而复见天日的历史事实，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之情。

　　《金石录》作者赵明诚特别注重“以器物碑铭验前史”，以为“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尧王祭文碑》足称铁证，现仍端立于尧王墓前。

　　同样可谓铁证的，还有明人留下来的诗作，诗中屡屡提及“尧陵”、“谷林”，并具体描写当时景物，现摘引若干片段。

　　刘忠（鄄城人，累官山西右都御史）《尧陵》：

　　萋萋芳草帝尧陵，

　　一度春风一度青……

　　记取谷林遗迹在，

　　赤龙常绕墓前铭。

　　张寰（江苏昆山人，进士，濮州知州）《尧陵》：

　　千载佳尊帝尧陵，

　　一抔犹护濮山灵……

　　天为斯人标剑履，

　　谷林今见发残铭。

　　李先芳（鄄城人，进士，官尚宝司少卿，曾主修《濮州志》）《尧陵》：

　　谷林山寺古尧陵，

　　片石依然尚可凭。

　　蓂草映阶青寂寂，

　　茅茨蔽屋石层层。

　　苏澹（濮州人，举人）《帝尧墓》：

　　谷林之墟，曰唯陵寝。

　　峨峨崇阜，以带以枕。

　　《文心雕龙》有“神与物游”、“神用象通”之语，触景生情，是作诗为文之常理。上述诗句中不仅直书“谷林”、“尧陵”，还写了崇阜、草石、残铭等具体风物及“茅茨蔽屋”的萧瑟景象，崇敬中又深含悲凉之情。

　　2011年底在鄄城县富春乡谷林村前尧陵范围内发现的一座清代石牌坊，经清点，共出土石构件105块，该石牌坊的总宽度约7.6米，通高约6.5米。牌坊为一座青石质地四柱三间门式牌坊，正间额坊上发现一块题有“谷林云日”4个楷书大字的条石，落款为“乾隆四年蒲月谷旦”。据考证，石牌坊是1739年所建，距今已有270余年。在古代，“云日”一词专指帝王埋葬的上风上水好地方，清代时，“谷林云日”坊所处位置应在尧陵神道的最南端。这又是谷林尧陵的历史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