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很多人对您为产妇冒险剖腹救子的做法点赞,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严倩(烟台山医院产一科主任):当时也没多想。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面对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得尽力救治。
齐鲁晚报:您当时是怎么做的?
严倩:必要的流程一个都不能少。在发现产妇出现胎心不稳的情况时就通知了家属。当胎心监测为零时,在再次告知家属的同时,我们已征得产妇同意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然后才实施的就地剖腹产手术。当时考虑不了那么详细,像麻药、消毒都来不及仔细做。毕竟关键时刻只能抓大放小。
齐鲁晚报:像这种情况,手术风险有多大?
严倩:在胎心为零的情况下实施剖腹产手术,胎儿存活的几率在四成左右。不过,有一线生机,我们也得尝试。
齐鲁晚报:如果真出现了万一,您会承受哪些压力?
严倩:从业20年来,我倒是没碰上棘手的医疗纠纷,所以在这方面也没有概念。
齐鲁晚报:那您身边是否有医生碰到过医疗纠纷?
严倩:当然有,就发生在我们科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医生身上。那是在剖腹产手术过程中,产妇发生手术并发症,最终不得不切脾保命,患者闹得很厉害,也不做医疗事故鉴定,最终医院赔付9万元,其中近2万元是医生个人承担的。
齐鲁晚报:这件事对你们有哪些触动?
严倩:应该说是打击,对科里的医护人员打击很大。现在事情过去2年多了,影响仍然存在。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医患关系?
严倩:现在出了医疗纠纷,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同情患者。其实,如果医生选择规避风险,对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患者来说则不一样。所以说当医生寒心时,受苦的还是患者。
齐鲁晚报: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时,你的内心有没有挣扎?
谢雅君(严倩救治的产妇):我就担心宝宝的安危,因为当时脐带已经脱落了,严主任捧给我看,我很害怕,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严主任身上,只希望有奇迹发生。
齐鲁晚报:万一出现了意外,您会怎么想?
谢雅君:毕竟医生已经尽力了,后果不好,也只能承受。
齐鲁晚报:还会感谢医生努力吗?
谢雅君:或许会有埋怨。但手术过程中医生没有问题,所以不会去找麻烦,毕竟他们尽力了。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医闹现象?会认为是患者无理取闹吗?
谢雅君:患者应该不至于无理取闹,但这种行为很不理智。医患之间应相互谅解,多沟通。
齐鲁晚报:你们平均每月要处理大小医疗纠纷多少件?
周广利(烟台山医院医务科科长):大小都算的话,每月有20起左右。当然,其中一部分是对医护服务态度的投诉。真正需要我处理的医疗纠纷,今年上半年新发的有10例。
齐鲁晚报:这10例中多少是医生的责任?
周广利:医患纠纷中,医生或多或少会有责任。但属于医生过错的,比重不到一成。
齐鲁晚报: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患者及家属多采用哪种方式?
周广利:近七成不愿意走程序,也有软磨硬泡、无理取闹的。因此2012年烟台市政府下发了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公立医院就医疗纠纷与患方经济补偿、赔偿金额在1万元至15万元的,应选择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诉讼途径解决；15万元(含15万元)以上的,必须进行有关鉴定,明确责任后再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严倩主任做的这台手术?
季福壮(烟台市医疗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这种紧急情况下,胎儿生死未知,如果医生为了保全自己,放弃剖宫产,从法理上来讲也无可厚非。但严倩冒着风险,认为有一丝希望,就坚持做手术,最终救了胎儿,可以说做成了一台具有案例性质的手术。
齐鲁晚报:您平时接触过很多医疗纠纷,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季福壮:医生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在调解过程中,有医生调侃,说是“一只脚在医院,另一只脚在法院”。假设严倩的这台手术失败,不但胎儿不保,大人还白挨了一刀,就容易引起医患纠纷。
齐鲁晚报:在这些纠纷中,医生是否都需要担责?
季福壮:假设手术失败,也不能立即认定出现医疗事故,关键是看手术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如果院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且没有任何过失,是构不成医疗事故的。
侯华强(烟台市医疗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无论院方自己说是否有责任,还是患方说院方有责任,都需要依照专业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来划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