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天天临近。

　　29岁的“青漂”刘亮亮既有一颗归家的“红心”，也有应对父母“政治课”的焦虑。前不久，1992年出生的堂弟也结婚了，着急担忧家人发出越来越频繁的催婚信号，预计会在春节爆发出最大能量。

　　年关将至，它既迎接着团聚，也制造着压力；既炫耀着财富与荣耀，也衬托出着落寞与辛酸。在这个时间和情感维度的临界点上，许多事情和情绪会像刘亮亮所感受的那样“赶了堆儿”，复杂却分外鲜明。

　　此时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正体会着心中的五味杂陈。

　　炒股党添新愁

　　事业单位上班的28岁的郭小萍此前从未感受到何谓年关的压力。

　　年关，指农历年底。在旧时，欠租、负债的人必须在这时清偿债务，如同过关。后来春节前后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现象也就是“春运”，让很多外乡打工者对年关有了新的理解。

　　对郭小萍而言，在自己出生的城市中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相对殷实的家庭，春节就是放松地享受假期以及与亲人、朋友的团聚。但今年的股市寒冬让她尝尽愁滋味。

　　作为一名80后，她有着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理财观念，拒绝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工作两年后，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看身边的同事炒股票炒得风生水起，她开始把部分闲散资金放入股市，还投资了P2P。

　　起初郭小萍是尝到了甜头的，股市行情好的时候她一天最多受益近千元，加上P2P的小额收益，一年下来能与半年的工资收入相当。然而风险却也来得毫无预兆，2015年8月份的两个黑色星期五几乎套牢了郭小萍的所有资金。2015年元旦，郭小萍所投资的一家P2P网贷平台跑路，吞没了她5000元的资金。

　　这些困境，郭小萍并不敢让父母知道，临近春节，她依然跟往年一样给父母添置新衣以打消父母的怀疑，“很多朋友最近扎堆结婚，礼金已经涨到了500元”，为了弥补资金上的拮据，她只能用四张信用卡相继支撑，“过年花钱的地方更多，撑不下去只能求助家人了”。

　　作为一名学生党，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崔涛正在为就业忧愁着。在往年，像他所读的城市规划专业，春节前基本都能够签到单位，然后受今年招聘形势的影响，班里20名研究生只有四个拿到了offer。

　　“听师兄们介绍，今年很多单位的年终考核更加严格，考核不通过降薪、停职都有可能，这个年关注定不好过。”崔涛说。

　　催婚、红包压力大

　　除了股票与就业形势带来的新愁，催婚、人情、红包、交通等算是年关的“老坎儿”了。在这个时间与情感维度的临界点上，焦虑、烦恼甚至是抑郁的情绪如同水库中渐渐漫溢出来的蓄水，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中国调查网调查显示近三成上班族觉得自己有“年关恐惧症”。

　　在几年前，青岛新市民之家的工作人员刘亮亮就接收到了父母的催婚信号，随着年龄的增大，过年回家往往要面临七大姑八大姨的共同“围攻”。周围的一个朋友甚至抱怨，“一天给安排了三个相亲对象，中午见一个，下午见两个”。

　　即使觅得良人、组建了家庭，还是要经过年关的考验，今年10月份刚刚结婚的张红深有体会。

　　临近年底，她算了一笔经济账。因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即使每个老人500元，就得包6000元的红包，加上给老人们添置衣服，花销就有万元。双方亲戚走动，不能空手，还得给家中小辈红包，又是近万元的开支。除此之外，房贷和车贷不会因为春节而给人有些许喘息的机会。

　　“这对于没有多少经济基础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压力很大”。另外，张红告诉记者，“最大的分歧还是去谁家过年”。两人在结婚之前就开始了讨论，临到年底谁也不愿意让步，“辩论甚至抛硬币的法子都用上了”，最终两人决定除夕陪张红父母一起过，初一大早飞到江苏给另外两位老人拜年。

　　最怕春节的群体

　　面对年关的“新愁旧怨”，许多年轻人会开启防御机制来抵抗这些压力带来的焦虑感。在知乎和各种论坛上，分享“过年那些事儿”以及支招的帖子中大家讨论得如火如荼。

　　崔涛的堂兄已经有两年没在家中过春节了。“结婚头一年因为去谁家过年的问题闹得小两口和双方父母都不太开心，第二年两人决定哪家都不去，飞到泰国旅行度假去了”。一些迫于经济压力和琐事烦扰的年轻人用“逃离”的方式抗拒年关的焦虑。

　　问到刘亮亮对父母“逼婚”的应对招数，他说能够体会父母的压力，“他们说我就耐心地听着，也是为了我好”。崔涛的堂兄最近做了父亲，更加了解父母的用意，这个春节不走了。

　　一些有创意的年轻人，甚至专门发明出了“亲戚称谓换算手机A PP”，这样年轻人回家的时候就不用为五花八门的亲戚称呼犯愁了。

　　在理想与现实中抉择

　　同学聚会是很多年轻人春节的必行项目，刘亮亮并不喜欢。“我讨厌聚会场合中浓郁的酒气，有些人一喝多就满嘴跑火车”。

　　同样不喜欢聚会的崔涛告诉记者，“酒桌上可以强烈反射出理想与现实，也能衬托出真实与虚伪”。年底的聚会上，大家更喜欢分享自己一年来的经历，有人炫耀自己的成功、有人诉说自己的无奈，他更记得有同学喝酒前吹嘘着自己的大金表，醉酒后却因为自己工厂即将倒闭的事实哭得像个孩子。

　　“有时候一天要赶几场聚会，太累了”。因此，刘亮亮和崔涛都喜欢在年底约几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一起梳理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

　　刘亮亮说，“年关确实适合总结”。但他总结了两年，觉得自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自己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但在现实中却发现制定的计划真正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来青几年，如今的收入不是那么理想。在他家乡的同学中，有的依靠微商致富、有的依靠农产品创业，“年底聚会时他们也会邀我一起做”，但是刘亮亮不愿放弃现在的工作，他更看重一份工作中的精神价值。这个年关他依然陷在买房的纠结中，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买房势必要啃老，但他极为排斥这种做法，可是缺乏必要的条件会让他在青岛组建家庭更加困难。

　　与刘亮亮不同，26岁的“北漂”姚志鹏有点动起了回家的心思，每到了年底的时候这种想法尤其剧烈。

　　本科毕业后，他来到了梦想中的城市北京，“这里所给予的眼光和平台在我的家乡是很难得到的”。两年来，他一直在一家服装公司从事人力工作，“更多的还是学习工作中的能力，让自己能够快速进步”。

　　“回家的时候，看到同学都留在父母身边，父母也会不经意提起自己的同龄人都抱上孙子了，感觉还是有一些亏欠吧”。而且北京不是一个容易生活的地方，如今每月不足6000元的工资，除去房租、日常开支并没有多少剩余。

　　年关将至，姚志鹏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明年春天应聘一家更高层次的公司，学习一些更加扎实的能力，争取能在30岁之前回到家乡，通过自己的能力给父母提供更好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和家人在一起才叫过年呢”，姚志鹏已经准备好了春节送给亲戚的北京特产。刘亮亮的母亲生日恰在年末，他准备了一个精致的小金佛作为礼物，这些年轻人们回家总是喜欢把高兴的事情讲给家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