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至1956 年间，我正在读初中，我的绘画师父钱方轼先生因去美国与妻儿团聚，父亲于是张罗着替我重找一位教画的老师。我的金石篆刻师父陈巨来先生（篆刻名家，对“元朱文”造诣尤深，多为张大千、溥心畲等名家治印）说：“我介绍你去跟小曼学学吧。”

　　父亲和我喜出望外。父亲是专治文学的，我也已经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小小年纪的我，对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人的诗作已熟诵不少，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故事早从《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小曼日记》等书中知之甚详。如今能有这样的难得机会，我心中对第一次的拜见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陈巨来老师带领我从他的富民路寓所走出，到延安中路拐弯，不几分钟，到了静安公园对面的延安新村。那就是陆家的所在了。

　　陆小曼女士住在二楼。陈老师一边上楼，一边叫唤：“小曼，学生来了！”我听得房中有答声传出：“请上来！”

　　那时，上海人家居处都不宽舒。陆小曼被安排在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月工资80 元。所住是原来的旧居，楼下已是别姓人家。她的房间虽不算小，但会客、作画、寝息均在其中。

　　室内光线不甚明亮，原来窗帘未拉开。时值四五月份，但一个铸铁火炉仍然燃着煤块，一个已经沸滚的水壶，壶盖一掀一掀地。火炉旁边，蜷卧着一只慵懒的老猫。

　　陆小曼女士靠坐在一个大藤椅上，并未起身。陈老师向着尾随在后的我招手：“来，向陆老师鞠躬！”

　　我略带生怯地上前，站定，正面向陆，恭敬鞠了一躬，站直，再行第二躬时，陆小曼开口了：“好了！可以了。”

　　我迟疑地举头看陈老师。他说：“再鞠两个。”又对着陆老师说：“方晦拜我为师时三鞠躬。今天拜你，怎可只鞠一躬？”

　　陆小曼笑着说：“你是大名家，我是三脚猫。拜你三鞠躬，拜我一鞠躬够了！”

　　我思忖一下，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两躬。

　　陆小曼说：“方晦，坐吧。坐吧。”她用一种静定的眼光注视着我。我知道这一注视会决定她对我的全部观感和印象。我虽不安，但无惧色，因为陆老师的态度异常亲切，她的语音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眼神能扫除陌生来客的一切拘谨。

　　那时陆老师只不过50岁出头，但却瘦弱苍老，颊萎腮瘪，口中只剩一二余齿，跟我心目中的陆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十三四岁的我，顿时为岁月对人之磨蚀感到无比悲凉。但是，随意问答闲谈一会儿之后，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那当年使得诗人徐志摩深为陶醉，使得胡适等一班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和魅力，就在她的温婉语音与和蔼神情中渐显渐现了。

　　陆老师对我说：“我没有收过徒弟，没有教画经验，自己也不用功，画得不好。你以后就常来玩玩，谈谈，看看我画画，做个朋友吧。”当时我如何作答，已记不起来了，无非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接受而已。陈老师说：“我也只教了他一个钟头。教他怎样篆稿，怎样翻印到图章上去，再怎样刻。就这样。接下来，就让他看我刻图章，陪我聊天。”

　　陈老师先行告辞。陆老师的表妹吴锦女士端来茶水和糖果。陆老师叫她“阿锦”，我就叫她“阿锦阿姨”。她自丈夫过世后一直住在陆家照顾表姐陆小曼的生活起居。陆老师吸中华牌香烟，每支只吸一半，直立揿灭，排列在烟缸里，一式长短，纤毫无差。我诧异这些烟蒂为何这样留着，后来才知道，那后半支中华牌香烟将由阿锦阿姨继续享用。

　　自此，我便成了陆老师的小朋友和家中常客。陆老师生性随和，脾气特好。宽厚仁恕是她的最大特点。她对任何来客一概欢迎，家中常有京剧戏友和国画院同事以及文史馆的各业人士来访，常常高朋满座。那时，跟她一起生活的除了吴锦，还有同居多年的翁瑞午和翁在外私生的小女儿“毛毛头”（陆老师将其抚养在家，视为己出），另有一个名叫“桃桃”的女佣。

　　“毛毛头”的生母“小宝”常来访视，翁瑞午的其他成年子女也不时来探望，吴锦在扬州读书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比我大几岁）也常来省亲，因此，陆老师家也就时有济济一堂的热闹景象。

　　1959年某日，我去陆老师家，只见好些陌生人围在一个小房间内，我挤进去一看，翁瑞午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不能言。我叫一声“翁先生”，他似有反应，眼珠朝我略一转动。这时，陆老师在卧室里闻声唤我了。她独坐在大藤椅里，异常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脸上，似乎并无什么永别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是推拿医生出身，曾官至海军部军需处处长，虽属常熟翁家大户，却不是翁同龢的嫡裔。1949年后无业在家，靠变卖旧藏书画维持与陆老师的共同生活。他精于弹词说唱，并收徒授课。他告诉我，当时上海很有名气的美丽女弹词艺人张维桢是他的门生。那时翁瑞午已六十多岁，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谈兴极浓，常常手舞足蹈地对我谈古论今，甚至竟说：“人称陆小曼是海陆空。指她的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王赓是陆军出身，我是海军出身，徐志摩则死于空难。”

　　对于这话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你不要理他。后来，陆老师私下也曾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套。别受他的坏影响。”此后，我对翁瑞午就守着一条界限了。由此也知道，他实际上不是陆老师倾心而相称的伴侣，至少在那时已经不是。

　　陆老师对我，始终亲切，但也严肃。我去上课，她必先飨以水果、糖食，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所谓教画，也只是叫我在一旁看她作画，或擎笔在纸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更是兴至挥毫，兴尽搁笔，所以半途而废的作品特别多。尽管她的画作在数十年前即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赞扬，但她绝不自视为成熟的画家。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好好用功过。你不要临摹我的东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学我，是学不到本领的。”

　　但是，我所见她的《庐山飞瀑图》以及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几幅较大的杜诗意境作品（中国画院的官方任务），确实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显露出来的那种清纯灵秀的神采与风姿，是许多技法娴熟的职业画家表现不出的。

　　由于我从小爱好文学，随着年龄增长，又开始留意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与陆老师不仅是授受绘画的师生，也成了谈诗论文、密议时局的挚友。陆老师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最令她念念不忘的当然唯有徐志摩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