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玉龙还穿着以前的红色围裙,只不过这次在自家店的窗口前给学生们盛米饭。
等待午饭的时候,张明从口袋掏出一张面巾纸,习惯性地擦了擦桌子。
周立胜换上了便装,开始只给自己家开的店收盘子。
七名保洁员在烟台大学最普通的岗位上,因为捡学生的剩饭吃,引发社会反对浪费的共鸣。他们一起接受媒体采访而出名,最后却因为薪资等原因辞职离开,回归原本平淡的生活。四个月时间,人生的起伏对于保洁员周立胜、吴明华、张明、罗玉龙、姜德芝等人而言体会深刻,“出名”的他们到底经历怎样的改变?
吃剩饭的初衷是为了省钱
齐鲁晚报: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捡学生的剩饭吃?
周立胜:起初也没想过去宣传什么节约粮食,说白了,我吃剩饭就是为了省那一两块钱,这才是最根本的。
吴明华:我主要还是感觉学生剩饭太可惜了,比如一块钱5个馒头都剩下俩,早上餐桌经常剩鸡蛋。我们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饥饿,当时真吃过树皮、野草,也知道当农民种地的辛苦,怎能不珍惜呢。
张明:那都是好饭菜啊,都是十块八块的,我们可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你不知道,我们每个月有300块钱生活补贴,要是吃剩饭的话,这些钱就能省下来,有时我还带回家给老伴儿吃,吃不完就放冰箱里头。
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被高看
齐鲁晚报:在这之前你们应该没接触过媒体吧?出去录节目、做宣传的感觉怎么样?
吴明华:感觉特别好。我第一次去录节目的时候,还是电视台的领导给我买的新衣服,对我们很尊重。省宣传部的人也去了,跟我们握手,我们还获了奖杯。你说,我们这么普普通通的人,这辈子也没这么有面子过。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被高看过,这算是最光荣的一件事了。
罗玉龙:第一次特别新鲜。之后去北京和上海就开始不紧张了,有啥说啥,说得多了就熟了。录节目也蛮有意思的,起初觉得有点难,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说完要说的话,不过,主持人会教给我怎么说,他们都说我讲得好。
周立胜:别人以为我是内向,其实我是不喜欢露脸。电视台的记者让这样坐、那样摆的,挺假的,那也不是真实的我们。
被调走后奖金荣誉都没了
齐鲁晚报:去年11月你们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下子全国出名后,你们的生活有变化吗?
罗玉龙:和原来不一样了,老家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上电视出名了。在餐厅吃饭的学生都会跟同学说“这个是罗大叔”,学生请我去讲课,有一次讲得他们都落泪了。有时我说我得工作没时间去,他们一下来了十几个人帮我收餐盘。
张明:自从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之后,经常有媒体来,他们来了我也不去凑热闹,总得有人干活嘛!而且,我也担心自己说得不好。后来,我被调去了八餐厅,最后得的奖金和荣誉都没我的了。
没人采访了变得不适应
齐鲁晚报:这么多媒体来餐厅采访,会不会影响你们工作?餐厅怎么看?
罗玉龙:我觉得宣传节俭很有必要,党中央和全中国都在宣传“节俭风”,这是大方向。我喜欢说道说道,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都讲给年轻人听,我在家也喜欢教育我儿子和儿媳妇,连我孙子都知道米粒掉桌上捡起来吃了。
周立胜:肯定会影响,餐厅经理指定不高兴,学生都急着吃饭,该我们忙着收餐盘的时候记者来采访,那不耽误事儿嘛!每次电视台的来,老罗最积极,都顾不得干活了,人家老板能不生气嘛!
齐鲁晚报:年后没有媒体来采访、宣传你们了,心里会不会有点小落差?
罗玉龙:是啊,一次都没有,你是第一个。失落倒也谈不上,感觉就像一节课上完了一样,你们都不来了。不过我们还是有点盼望的。
吴明华:这有啥落差,跟以前一样过日子呗。一般陌生人的电话、短信我都不搭理,什么投资理财广告更不理,天上掉馅饼的事我都不信。老百姓就得踏踏实实干活,这才是根本。
最重要的还是浪费减少了
齐鲁晚报:虽然“光盘”行动结束了,学生浪费现象比以前少很多,那你们接下来还会吃剩饭吗?
罗玉龙:没的吃啦。我现在给我儿子打工,又不干保洁员了。不过,现在浪费真少了很多,我们的行动影响还是蛮大的。
张明:我马上就要去七餐厅三楼的窗口工作了,有好的饭菜还捡着吃,这本来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过你们报道得有点太大了。
姜德芝:像他们在大餐馆干活的,剩饭肯定吃,我在富士康食堂里,这边工人都不剩饭,没的吃啊。你们不会是以为学生不剩饭,我们没的吃了才辞职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