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琳　魏然　江昊鹏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混合所有制改革,使民营企业增添了许多期待。今年经济下行趋势下,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

　　经过一年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混合所有制该怎么“混”,来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委员,都有话说。

　　多地国资委列改革清单

　　过去一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国很多地方推开,全国工商联在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天津在全国工商联的帮助下,去年开启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具体办法是,由天津市国资委梳理国企资产,拿出“混改”项目清单,由天津市工商联会员企业来“认领”感兴趣的项目,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

　　“大家都很兴奋。”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席黎昌晋说,清单上总共列出了150个国资项目,其中不乏当地脍炙人口的“老字号”,可以说有一定的含金量。“我们很多会员企业都觉得,这是要引进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了。”

　　与清单的多少、质量相比,黎昌晋更看重国资委的态度。“推动混合所有制,当地政府、国资委是什么态度,太重要了。我们看到,国资委的动作不小。”

　　“不能什么资产都抛出来让民营企业接手。”全国政协委员、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说。重庆市国资委也梳理出了一个“混改”清单,涉及国有资产金额超过两千亿元。他满怀希望地去看,发现清单上竟然有一个做点心糖果的企业,他大失所望。

　　民企要求作价公平放开更多

　　列出清单,国企民企对接成功了吗?黎昌晋说,不知道别的地方做的怎么样,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天津的国企和民企,绝大多数没谈成,“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谈成。”

　　梗阻在哪里?黎昌晋表示,国有企业表现非常消极。很多民营企业家向他反映,当他们按照清单所列联系这些国有企业时,发现很多国有企业的电话打不通；有些打通了找上门去谈,国企领导推脱说:“不要谈了,再谈职工就要闹事了”；个别谈成的,民营企业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一个老字号企业在入股作价时,市场给国资估值七八个亿,国企不满意。民企另找一家机构估值略高,超过九个亿,国企仍然不满意,称至少应估值十二个亿。“这家民企算了算,老字号,多三个亿就多了吧。150个项目中,这是有限的两三家谈成了。但是民营企业为此多花了很多资金,国家对此没有一个作价指导的原则。”

　　左宗申不想做点心糖果生意,他想打入的是“三桶油”。他介绍,重庆是油气产区,有家国企在重庆打了8000多口油井,但目前只有几百口井正常运转,其他大量是低产井。这些井完全可以纳入到混合所有制中,但是国企宁愿空置、甚至封井,也不愿意让给民营企业或者地方政府。“这些领域,应该向民企放开,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做好。”

　　两方都说好为啥合不来

　　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资、民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有利于激发国企、民企内在动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这是共识。

　　“作为央企上市公司,我们一直主张国企改革要注重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以整体上市为主要抓手和途径,有序的实现混合所有制,推动央企的规范化运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说。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席、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黄红云也认为,民营经济涉足的行业几乎都产能过剩。民营经济要适应新常态,除了科技创新、投资新兴产业外,与国企合资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当是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点。

　　黄红云认为,混合经济发展尚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所涉及的三方面主体各有顾虑。作为出资人的政府及国资管理部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从而承担责任；国企经营者担心改制风险,出现“倒后账”；民营企业担心投资难以控制,资金被套。

　　“国企和民企的经营理念也不合拍,即便民企参股也说了不算。”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说,他参股了江苏最大的期货公司,成为二股东,结果两年过去了,一分钱没赚到,只能吃点利息。“我建议引入市场机制,招聘CEO。对方说不行,说总经理是处级干部,年薪二十万,招聘一个CEO要年薪二百万。”袁亚非认为,“混改”要让民营企业能做大股东,“说了算”!

　　黄红云向本届政协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快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黄红云说,要将现有国企科学分类,明确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等类别,为发展混合经济打好基础。有关部门要出台配套政策法规。如果没有配套政策,民企即使合作赚钱了,也担心政策随时会收回。(本报北京3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