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黄河蜿蜒流过鲁西南平原。在黄河南岸，菏泽、东明、鄄城三县交界处的茫茫沙滩上，有一个穷困偏僻的荒村——圈头村。1939年至l947年，中共菏泽县委曾在这里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武装，夺取政权，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开辟了以圈头为中心、沿黄河50里的南华县，坚持了9年异常艰苦的斗争。在那日、伪、顽横行，战火纷飞的岁月，圈头村就像一颗闪闪的红星，光照黄河两岸；就像一座钢铁堡垒，威震敌胆。她傲然屹立在鲁西南大地，当时被誊为鲁西南的“莫斯科”。在这里，许多传奇般的斗争故事，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

　　黑夜星火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关，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渡过黄河，祸水般地涌到鲁西南，一路抢粮抓夫，敲诈百姓，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被抢光了,有的乡村的鸡鸭牛羊几乎被杀光了。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菏泽发生了7.5级的强烈地震，几千人死亡，70%的房屋倒塌。一时间，四野添新坟，村村放悲声。灾荒加兵乱，鲁西南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圈头——这个处于黄河岸边重灾区的贫穷乡村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只破船，茫茫黑夜中的一个荒冢。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圈头人民，发出绝望的哀嚎。

　　大震过后，余震不断，绵绵秋雨，无休无止。村边的小沙丘上，搭起一个个小席棚，人们拥挤在里面，忍着伤残的剧痛，忍着蚊虫的叮咬，捋一把芦草填充饥饿的肚子。迷信的老年人发疯似地敲着铜盆，呼唤神灵的保佑。

　　1938年初，圈头村来了几个陌生人，看模样是读书人，常住在杨培要和教书先生张凤岐的家里，说是他们的同学。看他们戴着礼帽，穿着大衫，都是些“文明人”，却最爱和长工、佃户穷苦人拉呱，没一点架子。他们走遍一个个破席棚，看望失去父母的孤儿，掏出钱来诚心诚意地送给揭不开锅的穷乡亲。他们讲穷人翻身做主人的道理，说共产党八路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还说只要穷哥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土豪劣绅，就能过上好日子。这在偏僻的乡村可是件新鲜事，人们用心听着，窃窃议论着，仿佛是在茫茫黑夜中看见一点星火，在绝望苦闷的心中吹过一阵春风。

　　但是，这些陌生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村里的一些地主放出风说，这些人准是“新党”，革人的命的。就是一般穷人，也将信将疑。上了年纪的老人，摇着头上的小发辫，断言：历朝历代没听说过“文明人”会和穷人一条心。

　　地震过后，又来了流行瘟疫，人们没吃没喝，哪有钱治病，许多在震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又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几个陌生人，又为圈头村请来了3位医生，整日不辞辛苦地为穷乡亲们治病，把人们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穷乡亲们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望着这些陌生人和他们带来的医生。他们和这些陌生人一下子亲如一家人，血肉相连了。原来，这些陌生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们是汲丕显、何健之、杨海鹏、朱先舟等，是党派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的。

　　不久，他们又动员群众互助救灾，共度难关。做妇女工作的孟宪荣，还教给妇女、儿童一些革命歌曲。破席棚中那一声声哀怨悲切的小调，变成了雄壮健朗的战歌。苦难深重的圈头村人民有了主心骨，饱经风霜的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笑容。

　　这一年，佃户张文礼、陈永清、李尚友等4人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圈头村第一个党小组。黑夜沉沉的黄河岸边，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世世代代的奴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菜窖大学

　　1939年初，徐运北代表中共山东省委来菏泽组建了中共菏泽县委，汲丕显任书记。不久日寇占领了菏泽，县委就从城里九间楼图书馆转移到圈头。这里是三不管地带，敌人统治薄弱，圈头村有着一定的工作基础，县委主要负责人汲丕显、杨海鹏、朱先舟等都是这一带的人，情况熟，便于开展工作。他们白天是扛锄头的农民、乡村小学的教员、国民党区公所的职员，一到晚上就聚集到柳树林里、柴草院中研究工作，到长工棚里、和穷苦人家拉家常，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秘密发展党员。同时，他们还用扎根串连的方法，到附近村子里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不久，县委在圈头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训练班就设在地下党员张凤岐家一个大白菜菜窖里，以复习功课、准备升学为名培训党员，因此，称之为“菜窖大学”。中共鲁西南地委还派了方武、张雪芹两位女同志来讲课。方武是从延安来的，高高的个儿，白净的面庞。当时这一带的姑娘们还是深入简出、很少抛头露面。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她女扮男装，剃了个光头，穿一件黑粗布上衣，紫花裤，戴一顶一把抓的帽头，一身地地道道的鲁西南农民打扮。由于口音关系，她平时外出联系工作，都是装哑巴。在训练班上，她以浓重的山西口音给大家讲革命圣地延安的事情，讲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方武的爱人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方武还给大家讲了许多革命领袖的故事，大家听的津津有味。训练班组织群众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大家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点亮了心中的一盏灯。

　　偏僻的乡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秀才和教书先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这帮“复习功课”的青年人，私下议论着，村里的地主们更是狐疑不安。一天，大地主杨同朝趴在菜窖门口探风声，方吾立即停止讲话，于是大家都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起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拿出真学习的架势。

　　杨同朝问：“你们到底是干啥的?”

　　“复习功课的。”

　　“复习功课?我不信。”他认出了几个穷佃户也在里面，说：“你们这是个啥门道吧?”

　　“对了，我们这是朋友会。”

　　“我也在会，行不?”

　　“行，不过要先交两石麦子的会费。”

　　“那‥‥那我不在了。”吝啬的地主一听要交粮，急忙摆着手走了，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县委转移到圈头，党员训练班的开办，使这里成为人们向往的中心，大批穷苦百姓走上了革命道路。圈头村李尚友，家里没有一垄地，以讨饭为生，入了党，参加了训练班，一心跟着党闹革命。他讨着饭，把情报藏在烂馒头里，向区党委和地方党组织传送情报，成为模范交通员。以卖青菜为生的邓洪慈，经过培训，后来成为这里有名的“白菜区长”。解元集的常合民，家无立锥之地，以捏面人为生，流落四乡，入党后，参加了训练班，他心明胆壮，积极为党工作，成为了一名坚强的区委书记和县委民运部长。菜窖大学的开办，为党培养了干部，为下一步的革命斗争准备了力量。

　　党员训练班办了两期，党的组织迅速扩大起来。县委对外公开打出“抗日救国会”的旗号，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沉寂的圈头苏醒了，人们纷纷参加“救国会”、“妇救会”、“青抗先”、“姊妹团”、“儿童团”等组织。人们挥动着小三角旗，高唱着“团结抗日，打倒日本，惩办汉奸”。连那小脚女人、青年媳妇，也嚷着“打倒日本也有俺的份，俺也要加入救国会”。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圈头村40多名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还发展了一批妇女党员。同时，以圈头为中心，在李庄集、朱庄、后长张、汲菜园、贾坊、穆李、解元集这一条线上，先后建立了4个区委、20多个地下党支部，把黄河北面的根据地和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连成片。人们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称，“运西鲁西南两大片，菏泽工委一条线，圈头是个联络站。”圈头成了鲁西南的“小延安”。古老的黄河岸边，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世世代代受奴役的穷苦百姓，开始走上了抗日救国，寻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白手夺枪

　　共产党在这一带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近半年时间，日寇、伪军在高庄、白虎、高庙设了据点，挖了几十里长的封锁沟，加紧了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镇压和搜捕。国民党孙秉贤、地方顽杂张子刚也猖獗起来，一些大地主与日、伪和国民党军勾结起来，成立联庄会，加紧了对地下党的监视和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鲁西南大地。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拿起枪杆子。但是，我们一无枪支，二无资金，怎么办?夺!县委决定白手夺枪，武装自己。

　　1939年的腊月24日，时令已近春节，人们都忙着蒸馒头、包饺子，地主家都在烧鱼煮肉，茫茫的夜色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一声声爆竹不时在夜空炸响，给冷落的荒村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就在这天夜里，郑学治、王守先等6名党员悄悄进入圈头，到了县委秘书张风岐的家里。大嫂端出一筐热气腾腾的豆馅馒头叫大家吃。她看大家赤手空拳去夺枪，十分担心。郑学治说：“我们都带着枪呢！说着“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支“枪”。原来是红布包着一个木头疙瘩，大家哄地笑了。

　　这一带的大地主都有几支看家枪，叫佃户、穷人轮流扛枪守夜，全村按户头管饭，名曰“护庄”，实际是保护地主自家的生命财产。县委决定先把圈头地主的枪夺了，时机就选在夜里看家的交班吃饭的时候。

　　半夜时分，街上担任内线联络的村支部书记张文礼拍起两声巴掌，郑学治等人立即出门，在张文礼的带领下，迅速靠近护庄人正在吃饭的一座小院。一进门，只见小厨房里亮着灯，地下党员杨忠端着碗堵在厨房门口，像半截铁塔，门旁一拉溜倚着五支钢枪。稍停片刻，杨忠用筷子轻轻敲了一下碗。郑学治等人飞步向前，一下子把枪收了起来，大喝一声“不准动!”屋里正在吃饭的“护庄”大惊失色，“啪嚓”一声饭碗摔碎在地上。郑学治挥着手里的二把盒子“枪”说道：“我们是河北国军石军团（国民党39集团军，当时驻在黄河以北）的，催你们交款、不交款，叫你们交粮、不交粮，仗着这几杆枪闹独立，真是狗胆包天!”看家的人听说是中央军，又看个个腰里别着家伙，不敢妄动。杨忠故意说：“看看，财主们得罪了国军弟兄，这也怪不得我们这些穷当差的。”郑学治也故意对着杨忠发怒说：“少啰嗦，告诉你们当家的，先把枪没收，啥时交上粮款，啥时还给你们，把枪带走。”他们迅速离开院子，几个看家的傻了眼，呆在那里像是木雕泥塑。

　　解元集有地主联庄会的钢枪10支，适逢解元集北门外唱大戏，每到夜间，持枪人在戏台前维持秩序，县工委决定把这一批枪也夺过来。行动由宣传部长何健之统一指挥，调动地下党员张广仁、杨忠、贺进修、郑洪钦、王守先等10余人，由张广仁带队，常合民等人做内线，待夜戏正唱到热闹时，夺枪人员悄悄进入会场，一个人盯住一个扛枪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广仁大吼一声：“石军团的队伍开过来啦！都不许动！”接着向天空打了两枪，霎时间，持枪人一个个被打倒在地，枪和子弹被夺了过来，同志们趁一片混乱冲出会场。两次白手夺枪的胜利，给了同志们很大鼓舞。

　　接着，卢子杰、王守先、郑学治等人，又先后在白虎集、桥李、贾坊等村夺得地主长短枪8支。人称孤胆英雄的杨三，单人闯到西任寨村一个酒厂里，夺取伪乡长短枪2支。1940年，石军团一部在东明高村集、海头集一带被我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击溃，有几十名溃兵跑到白虎集，地下党员郑洪钦、郑学治、胡立志等人看他们又饥又渴，送几个窝窝头、几碗白开水，溃兵深受感动。问他们怎么没带武器，他们说：“枪和子弹放在了邢彦村西头一家地瓜窖里，原打算找着部队再把枪起出来。在路上我们又商量回家当老百姓，不再当兵了”。得到这个消息，同志们连夜到圈头村向县工委作了汇报，县工委立即组织20余人，把18支钢枪和子弹、手榴弹拿了回来。

　　几个月的时间，一文钱没花，一滴血没流，夺了40多支枪，建立了南华县第一支革命武装。共产党领导下的穷苦农民掌握了枪杆子。

　　增资倒粮

　　1942年8月，南华县大队配合冀鲁豫军区教七旅在海头集、杨镇集一带歼敌1700余人，从而打通了鲁西南根据地与冀鲁豫根据地的联系，开辟了南北60华里、东西20华里的根据地，建立了南华县抗日民主政府。世世代代的穷苦人第一次当家做了主人。许多昨天还是拉着讨饭棍的穷人，扛锄头的佃户，今天一下子当了区委书记、农会长、妇救会长。圈头村响彻着欢庆的锣鼓。那棵最高的白杨树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

　　可是，这一年是大歉年，先旱后涝，蝗虫遮天蔽日，加上日伪军频繁“扫荡”，烧杀抢掠，一些封建地主高利盘剥，秋冬借粮一斗，麦收后加三倍至五倍的利息，如果还不清，利上加利，成了一辈子也还不清的阎王债。天灾和兵荒马乱，造成70﹪以上的群众生活无着，只得以糠菜树皮充饥，还经常挨饿断炊。革命政权一建立，立即开展了增资倒粮，减租减息斗争。增资，就是增长长工的工钱；倒粮，就是把佃户生产的粮食由三七分改为四六分。这样收10斤，佃户就可以多得l斤，并且往前算3年，退还给佃户。

　　当时，圈头村有个佃户叫杨培祥，租种一个地主婆的地。他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大秋刚过，家里就揭不开锅，6口人盖一件破棉袄，一家人瘦得皮包骨头。增资倒粮就先从杨培祥开始。

　　农会经过一夜商量、布置，天刚亮，儿童团就出动了，站着队，扛着红缨枪，在街上大声唱着歌：“穷人家，真是难，没地又没钱，种人家二亩地吃碗饭，越想越是难！借一斗，还三斗，年年都不够，吃糠咽菜喝糊涂（稀饭），窝窝都没有！”。他们大唱大叫，挥着红缨枪从村东跑到村西，高唱着“穷人家，组织起，翻身救自己，共产党是咱们的领头人，救星就是毛主席”。一时间，姊妹团的姑娘们，青抗先的小伙子们，妇救会的大嫂子们也纷纷走上街头，民兵枪班则扛枪来回巡逻，大街上一派欢腾，地主家则大门紧闭。

　　这时，农会会长杨培芝，会员杨培焕和佃户杨培祥，敲开地主婆的大门。那地主婆吓得脸色蜡黄，但还是故作热情地请他们进屋喝茶。他们也不客气，往太师椅上一坐，单刀直入地说：“今天是来算帐的!”

　　“算帐?算呗，咋算都中，您当家。”地主婆说着狠狠瞪了杨培祥一眼。

　　农会长一拍桌子，说：“现在要增资倒粮，二五增佃，要补给培祥3年的粮食，现在就兑现。”

　　“一补3年?中!不过倒粮我没有，给他地吧!”地主婆惊恐地低声回答说。

　　杨培焕一看地主婆可怜巴巴的样子，把杨培芝拉到院里说：“看来也退不出来啥，两不欠，一笔勾销算了。”

　　农会长说：“咱黑哥(指杨培祥)家里还揭不开锅呢!看看她的粮囤再说吧。”说着进屋，从粮囤里取出几百斤粮食，说：“你该退的多呢，上级有政策，也得叫你吃饱饭，先退这些，你再拨给杨培祥5亩地。”地主婆阴沉着脸，但听听外面那喊叫声，看到巡逻的枪班不时从门口走过，只好答应。

　　头一炮打响了，人们打消了顾虑，都给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但是，地主们死顶硬抗，大耍诡计。大地主杨培基串通几家地主，商量要辞掉长工、退掉佃户，企图逃避增资倒粮。

　　杨培基家有个长工叫陈垒，给他扛了十几年大活。杨培基为了逃避增资倒粮，决定把陈垒赶走。于是，他偷偷地在陈垒床下放了几尺白布，一把破锡壶，栽赃陷害，说陈垒偷了他家的东西，是个贼。老地主又骂又闹，陈垒有口难言，一气之下走了。其他地主一看这是个逃避增资倒粮的好法，也都纷纷退佃。农会看破了地主的这一诡计，马上请示县委批准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杨培基。他不得不请回长工，赔礼道歉，倒了粮，退给了陈垒6亩好地。

　　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其他地主也都老老实实地照办。这样，长工、佃户家家都得到几百斤粮食。老佃户张凤礼多年没吃过一日净面馍，如今倒了几百斤粮食，头一顿蒸了一锅花卷子。他喜笑颜开地拿着一个热馍馍，故意走到街上的饭场里，往暄腾腾的馍馍上猛拍一巴掌，骂道：“你娘的，前些年你光往你爹家跑，今天才跑到你爷手里来了，我打你个王八种！”穷苦人领略到翻身的欢乐，充满了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感。

　　过去，长工、佃户怕被辞退，中秋节都给地主家送节礼。可是今年变了，地主们争着给长工、佃户送条毛巾、做件褂子，讨好长工、佃户，表明自己开明。中秋节那天，地主们买肉打酒宴请全村的穷人，八仙桌子摆了一溜街。长袍大褂的财主们提壶倒酒，一口一个“众乡亲”，发誓拥护八路军。穷哥们扬眉吐气，拍打着胸口说：“这才是翻身的开始！”

　　铁壁铜墙

　　斗争赢得了胜利，赢得了革命政权的建立，但是，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把圈头踏平，把南华县吃掉。圈头村四周碉堡林立，一丈多深、两丈宽的大封锁沟纵横交错。敌人采用蚕食政策，企图把周围的民兵武装一口一口吃掉，进而摧毁我县委所在地圈头。

　　圈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决心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县委，捍卫红色政权。他们在圈头周围筑起围墙，挖上工事，村内堵塞街口，临街的房子垒起夹墙，掏了枪眼。他们白天干活，站岗放哨，一到夜里，从村东到村西，从大街到场院，是一片紧张的练兵景象。月光下，民兵练拼刺刀的喊声震天动地；农会会员的大刀片寒光闪闪；儿童团、姊妹团的英武少年在武术教师的指导下，手持红缨枪，杀得难分难解；妇救会的媳妇们，围坐在月光下，笑声朗朗，穿针引线，赶做军鞋；碾房里，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赶着毛驴在碾制黑色炸药。村外那平整的大沙滩上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那是一群年过花甲的老人，在挥动锤钻，打制地雷、石雷。翻身的农民，尝到了当家做主人的幸福，更深深体会到紧跟共产党、捍卫红色政权的意义。

　　1943年秋天，恼羞成怒的敌人，集中了5个炮楼的日寇和伪军，向圈头大举进攻。圈头军民早已得到情报，埋伏在青纱帐里和敌人捉迷藏。敌人摸不着，捉不住，扛着机枪小炮东奔西跑，就像陷进泥潭里的野牛，有力无处使。中午时分，日本军官挥动指挥刀，集中人马向村子发起冲锋，又遭到埋伏在战壕里的南华县大队的迎头痛击。敌人越来越多，猛烈的炮火，雨点般的子弹倾泻到我军阵地，县大队被迫退到村子里。敌人见县大队退了，叫喊着一窝蜂地向村里冲去。“轰隆隆”村寨周围炸起一片火海，圈头军民摆的地雷阵炸响了。敌人血肉横飞，懵头转向，鬼子汉奸趴在地上不敢前进。这时，几个区武工队和周围各村的民兵，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退到村子里的县大队发起反击，敌人腹背受敌，陷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溃不成军，争相逃命。农会会员、儿童团员、青年妇女，一个个挥动大刀、长矛、铁叉、红缨枪一起杀上阵来，配合部队痛歼顽敌。日伪军狼狈逃窜，龟缩进炮楼。从此以后，日伪军始终没敢进过圈头。

　　1942年秋到1944年秋，圈头村民兵联防队、自卫队单独作战和配合作战50余次，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于是，圈头村威名远扬，被誉为南华县的“莫斯科”（即革命的大本营），鲁西南的红色堡垒、抗日模范村。儿童团到处高唱“‥‥‥六月里来热烫烫，南华县有个圈头庄，圈头庄是个模范村，配合八路军打敌人‥‥‥”。圈头村就像插在敌人心脏中的一把尖刀，一座打不垮的坚强堡垒。

　　智除内奸

　　敌人的武力没法征服圈头，于是就狡施毒计，想从内部攻破这座堡垒。

　　当时圈头有个人叫杨虎臣，此人家里很穷，革命政权建立后，表现还不错，又是单身汉，于是，就叫他当了情报员。不久，县委发现有的情报没送到，有的中间被人拆过。后来查明杨虎臣当过几年杂牌兵，和高庄炮楼里的几个伪兵在一起混过事，日寇通过这个关系，用金钱美女把他收买了。

　　一天，县委敌工部长又叫老情报站长杨培芝交给杨虎臣一份情报，要他送往河北。杨虎臣拿到情报，装着去河北的样子直奔渡口，但是走出三四里路，一看四周无人，便拐向高庄伪军炮楼。走到离高庄四五里路的田桥村头，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迎面走来，杨虎臣一看是皇军军官，立即站住打躬。那个军官说：“你的，什么人?”杨虎臣慌忙把情报递上去，嘿嘿笑着说：“自己人。”那军官带着杨虎臣到了田桥，进了小院，着实“夸奖”他一番。杨虎臣得意忘形，把圈头村谁是共产党员，枪支弹药在哪里，县委的负责人经常住何处，都一口气端出来，他说：“皇军，打圈头我带路，能绕过地雷，还知道哪个该杀，保险马到成功。”那日本军官问：“你看谁该杀?”“一进村西头路北的第一家是农会长杨培芝，他就该杀!”

　　“该杀的就是你!”一声呐喊，杨培芝等几位圈头的党员民兵从里屋走了出来。杨虎臣一下子吓瘫在地上。那军官哈哈大笑说：“这个情报算你送到家了，这里全是八路军的区干部。”原来，这个日本军官是我八路军20团4连连长化装的，是县委敌工部长特意安排的，他随即枪崩了这个内奸。

　　国民党菏泽县县长张奎生也在打圈头的主意。他通过攀亲戚交朋友，重金收买了圈头村村长李万益，企图把南华县大队和圈头民兵武装拉出去，进而搞垮中共南华县委。在张奎生的策划下，李万益加紧活动，“做通了”县大队两个连长王永德和李宪文的工作，并且定好就在这天夜里，在杨庙接头，约定张奎生带部队接应，要他们把县大队拉走，血洗圈头，消灭南华县委。

　　这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李万益带着张奎生的参谋，还有几个便衣，像鬼影一般来到杨庙村，在特务杨万邦家摆好酒席。不大一会，王永德、李宪文也来了。李万益喜形于色地说：“张县长说了，今晚事情一成，立即任命二位当团长，奖金条100根，”那位参谋也连声说：“我们张县长决不会亏待王连长、李连长的。”说着举杯共祝大功告成。说时迟，那时快，王永德忽地从椅子上跳到门口，从腰里拔出两把匣子枪，大吼一声：“不准动!把手举起来！”李宪文也用枪顶住了敌参谋的脑壳。李万益看事情有变，惊魂不定，说道：“哎呀!真‥‥‥真不够朋友。”“朋友?脑油!把他俩捆了!”王永德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在院子里的南华县委敌工部长朱先舟和县大队战士一拥而进，七手八脚，把敌人捆了。李万益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吓瘫在地上。原来，他的阴谋活动早被心明眼亮的圈头军民们发现，想夺走我们的枪杆子，搞垮我们的队伍，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长期艰苦激烈的斗争中，圈头人民百倍警惕，镇压了勾结东明伪军的内奸李玉增，枪决了向汉奸提供情报、杀害我区抗联主任的马二寡妇。敌人从内部攻破圈头的阴谋化成了泡影。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艰苦的战斗岁月，圈头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后有11位烈士为革命壮烈牺牲。圈头村向上级机关输送了46名干部。在内外敌人的沉重压力下，他们流血牺牲，英勇奋战，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圈头就象一座攻不垮打不破的堡垒，雄踞黄河之滨，威震鲁西南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