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1942）

　　刘齐滨，原名刘府海，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担任鲁西南专署第一任抗日专员。从出生到殉职，虽然只有短短的34个春秋，可他却像一头革命的老黄牛，拉着祖国解放事业的大车，身负重荷，任劳任怨，不管道路多么坎坷，他从不懈怠、不松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鲁西南人民心中。

　　一

　　1908年12月11日，刘齐滨出生于山东省曹县韩集镇刘岗村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父亲刘彩云是一位忠厚淳朴的乡塾教师，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持家严谨的农村妇女。在父母亲良好的启蒙教育下，刘齐滨学习刻苦，学业进步很快，在他13岁考入曹县第一高级小学时，就能写诗填词。16岁考入省立第六中学后，他尤喜文学，特别崇拜鲁迅，课余时间常写些小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1928年，刘齐滨以出色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预修科。正值青春年少的他，豪情满怀，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以及土豪劣绅鱼肉乡里的残酷现实，使他的美好愿望破灭了。由于家庭陷入了困苦的境地，他不得不中断学业。为生活所迫，他先在济南一家报社当编辑，后又到曹县女子高级小学任国文教师。这期间，他以“舟子”为笔名，先后写出《梧桐树下》、《孩子的梦》、《中秋之夜》、《济南之游》等作品，相继发表在上海《北新》文艺杂志上。这些作品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1931年，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他还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并积极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抛弃了单纯为个人奋斗的思想，开始关注和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齐滨参加了北大学生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7日，请愿的学生代表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刘齐滨被军警用枪托砸伤了左胸。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刘齐滨的满腔怒火。他被押送回北平后，立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小说、杂文，无情鞭挞了日寇的侵华罪行，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热情讴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刘齐滨辍学返回家乡。国民党曹县县党部想利用他在曹西北的影响，派他到三区任职。经过再三考虑，他抱着整顿三区吏治、为人民造福的美好愿望，接受了委任。任职后不久他便辞去了这个职务。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没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残酷的现实让刘齐滨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家团结起来闹革命，彻底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出路，个人也才会有前途。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祖国大地上纷纷燃起了抗日烽火。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当时正在外地教书的刘齐滨也毅然脱下长衫，返回家乡刘岗一带，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农民互助会取得联系，加入了该组织。在他的提议下，农民互助会改为抗日互助会，并在章程中增添了抗日救国的内容。由于刘齐滨在曹西北一带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他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抗日互助会的影响，刘岗、安陵集周围的广大贫苦农民也都踊跃加入进来。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刘齐滨在刘岗村开办了农民夜校，并结合实际，自编教材，不但教农民读书识字，还向他们灌输革命的道理。

　　1937年底，刘齐滨在曹东南黄岗集一带，以原读书会为基础，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在他的引导下，许多会员纷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后来，他们大都成为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有的还担任了县委或区委的主要负责人。

　　1938年3月，曹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曹县东关成立，刘齐滨被选举为会长。同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以更大的革命热忱和更饱满的革命斗志，投身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这年秋天，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在菏泽县安陵集正式成立，刘齐滨被选举为总会长。很快，在刘齐滨的领导下，抗日救国总会的会员很快发展到7万余名，遍布曹县、菏泽、定陶、东明、考城等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9年2月，杨得志带领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来到鲁西南地区，摧毁了封建地主的割据武装，开辟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7月，中共鲁西南地委正式建立，刘齐滨任地委统战部部长。秋天，曹县国民党顽固派为安插自己人员担任县长，联名向国民党山东省鲁西行署写信控告，要求撤换与共产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曹县政府县长王贯一。他们要求刘齐滨在控告信上签字，刘齐滨当场予以拒绝，并向地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地委得知情况后，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这件事使王贯一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面目，从此与我党的统战关系更加密切了。

　　同年10月，反动会道门红枪会的头子安天国勾结日伪汉奸，趁我主力部队转移之际，在根据地内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大肆残杀党的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还放火烧了刘齐滨家中的房子。转移出去的刘齐滨关心的是同志们和群众的安危，对于自家的房子被烧却并不放在心上。他对人风趣地说：“这一烧，使我丢掉了一个包袱，以后就没牵挂了。”他和地委的其他成员一起，配合主力部队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很快便平息了这次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暴乱。

　　三

　　1940年8月，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曹西北张寨村成立，刘齐滨担任了第一任县长。上任后，他对着上千名群众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长工，一生为你们做牛做马。”

　　就任县长后，他把自己的家办成了抗日武装的革命旅馆，用自己的家产无私地援助革命事业。一些过往的同志在他家里歇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刘齐滨和妻子伊巧云总是忙个不停，热情周到地对待这些同志。为此，他们把刘齐滨的家称作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饭店，革命征途上的加油站”。杨得志、戴晓东等许多老同志都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刘齐滨的家本来就不富裕，因为支援革命而变得更加拮据，但他那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始终温暖着同志们的心，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斗志。

　　8月中旬，八路军主力部队奉命西渡黄河参加反“扫荡”，鲁西南地区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斗争。乘此机会，曹县、考城、定陶、菏泽等县的顽军7000余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进犯。根据地军民虽顽强反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最后被敌人压缩在刘岗、曹楼、伊庄三个村庄内，开始了著名的鲁西南“固守三村”保卫战。当时，刘齐滨肺病复发，在外村隐蔽治疗。躺在病床上的刘齐滨，时刻关注着“三村”的斗争情况。他心急如焚，焦虑不安，但又不能亲临战场，只好多次写信向地委提出自己的建议，“发动和依靠群众，共同抗击敌人”、“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抽少数部队打到外线，牵制敌人”，这些建议大都被地委吸收采纳。

　　一天，刘齐滨接到曹县顽军头子王子魁的来信，王子魁利用刘齐滨在北大读书时享受过国民党曹县县党部的资助金这件事，要他“饮水思源”，勿忘国民党政府的培养。刘齐滨看后，挥笔在信尾写到：“为国为民我问心无愧，背叛你们我无比自豪。”他毅然把信退了回去。在地委的正确领导下，“三村”军民苦苦坚守了100多个日日夜夜，直到1941年元月，我主力部队返回后，才击溃了顽军，重新恢复和发展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5月，刘齐滨任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第一任专员。在专署成立大会上，他分析了鲁西南地区的抗日形势，提出了专署的施政方针，激励大家坚定信心，用战斗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还激动地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担子再重也要勇敢地挑起来……我当专员好比给人民当长工，保证廉洁奉公，时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处处为父老乡亲办事……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以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己任，随时准备贡献自己的一切……”

　　1942年初，菏泽、曹县、考城、东垣等县的抗日政权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健全，民权、定陶、东明等县的抗日县政府也陆续建立起来，各区、乡抗日政权普遍诞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刘齐滨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凡是专署下达的文件，他总是亲自起草和修改；对党和上级机关的指示，他总是反复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对下面的情况，他总是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正因为他对工作如此认真，所以能够指挥若定，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使根据地整理田赋地亩、减租减息、青年参军参战、群众性的民主民生运动等各项工作都能有条不紊地开展。

　　刘齐滨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他同志犯了错误，不论亲疏远近，也不分级别高低，他总是从工作出发，提出严肃批评。自己有了过失或工作中出现问题，他也从不掩盖回避，而是勇于承担责任。离休干部刘进尧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所在的部队驻在刘岗村附近，部队首长批给三天假，让我回家照顾一下生病的母亲。齐滨叔叔在街上碰到我后，严肃地批评我不该刚参军就请假。当我说明事情的原委后，他又立即作了自我批评，并动员我的邻居照顾母亲。这使我非常感动，只在家里住了一天就返回了部队。”

　　四

　　过度的劳累、恶劣的环境，刘齐滨得了严重的肺病。1942年春天，他的肺病再一次复发并逐渐恶化，以致再不能坚持工作，组织决定，让他离职休养。当时的刘齐滨，已瘦得皮包骨头，时常吐出一滩滩的鲜血，胸部一次就可挤出很多脓液。尽管这样，他仍然关心着根据地的建设，关心着群众的生活，关心着反“扫荡”工作。他让人代笔，草拟了《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抗灾救荒的意见》、《关于精简专署机关的建议》和《关于反“扫荡”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等10多个文件，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当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时，他总是说，“我的生命可能不会太长了，更需要抓紧时间为党工作。”

　　地委、专署的领导非常关心刘齐滨的病情，还特批了一点粮食，让他增加营养，恢复健康。组织的关怀使刘齐滨非常感动，他把大部分都送给了周围特困的群众，只留下很少的一点维持病体。就这一点粮食，刘齐滨决不允许家里跟着沾光。

　　有一次，刘齐滨的妻子带着大儿子去看他，此时，刘齐滨已卧床不起，桌子上放着没吃完的炒鸡蛋，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大儿子，一见桌上有炒鸡蛋，伸着小手就去拿。刘齐滨赶紧把儿子的小手拦了回去，他亲切而又严肃地对妻子说：“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为的是让我早日恢复健康，更好地工作，孩子虽小，也不能随便享用。剩下的这一半，下顿饭热一下，不是又能对付一顿吗?”妻子理解他的心情，什么话也没说，赶忙把孩子哄了出去。

　　后来，专署研究决定，救济他家300斤小麦，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现在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部队的给养不足，应把这些粮食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妻子的心中。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和平时期，他的妻子伊巧云除了领取抚恤金外，从没有向党组织申请过任何照顾。

　　1942年4月15日，34岁的刘齐滨在张子高村病逝。临终时，他提出了两条要求：“我死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孩子不要管，让他们自寻活路。”同志们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悄悄开了一个只有区领导参加的小型追悼会。五个月后，群众听说了这件事，找到专署的领导，坚决要求重开追悼会。那天，鲁西南平原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许多人顿足捶胸，失声痛哭，还有的终日废食，彻夜失眠。我党各级党组织，各级抗日政权，广大人民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用不同的方式，悼念这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专员。

　　1943年8月，中共鲁西南地委将曹县西北地区改称为齐滨县，以纪念刘齐滨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