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公约”应成为社会治理范本

作者：刘健

　　日前，针对广场舞扰民问题，温州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与文化团队代表和其他市民代表协商制定了《广场文化活动公约》，从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对广场文化活动进行了限制。此外，管理协调小组还设置了24小时投诉电话，并成立联合执法组，由区公安分局牵头，对违规团队进行教育及处罚。（新华网1月26日消息）

　　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广场舞并非俗物。然而，舞者“要运动要健康”与居民“要安静要休息”之间，又很难达成默契。因广场舞扰民引发的冲突也越发频繁且极端：南京男子砸音响、武汉老太被泼粪、京男子鸣枪放獒——广场舞已成为一道社会治理难题。　　治理广场舞变“扰民舞”，并非缺乏法律依据。例如《噪声防治法》《治安处罚法》以及地方《公园条例》，对噪音污染扰民都有规定。但广场舞者，一来多半是中老年或妇女，二来除了广场多半寄居生活小区。严格法办难在执行，而有法难依又致冲突久治不愈。

　　盖因法非万能，特别是在公民权利的“私域”。由于“初级阶段”有限资源难以满足广泛需求的现实仍长期存在，导致资源需求矛盾避无可避。即便加大公共娱乐设施建设投入，亦无法排除小区内的广场舞扰民。究其根源，冲突主要来自于误解，来自于个体的绝对自我、自利、自由，是缺乏“契约精神”的表现。固守私人立场，淡忘甚至无视他人利益，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基础分崩离析。这种缺乏契约精神的结果无疑是可怕的：诚信被破坏、制度被违反、自由被践踏、公德被抛弃——缺乏共识必然衍生“互贴标签、互吐口水、互掷石块”的阶层与群体对立，而法律也无能为力。

　　“广场舞公约”的初尝，是对社会契约精神的召唤。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公约”从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对广场文化活动进行限制。虽短短8条，却处处体现契约精神之闪光。更由此欣见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舞者对于个体权利的让渡、对他人权益的尊重，以及对公德和秩序的精神支撑。其作为公民自治的范本，与三中全会“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精神不谋而合，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在权利私域，通过社会契约达成的公民自治，的确比法律的冰冷棍棒更有感召力。

　　但愿“广场舞公约”能够以契约形式领航社会治理，不断唤醒人们心中对公序良俗的认知与共识，并引导公民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尊重社会公德，克制个人主义，共同搭建互利共享公共资源的良好社会秩序。当然，“自治”并不排除法治。作为公民自治的社会契约，同样需要辅以法治。惟其“两条腿走路”，才能使社会治理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