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世界文化遗产不是一项荣誉和桂冠，而只是一个“保护名录”，是一个基于濒危状态和抢救性保护的点名道姓的“清单”，这里面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初衷。
22日上午，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
对于此次入围，各方显然期待已久。为此，从媒体口径到民间热议无不以“成功”标榜，且真心致贺。更有人不惜为此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以示“普天同庆”。昨晚，已经有网络牛人大呼“感谢隋炀帝，感谢元明清”了。
高涨的情绪从哪里来？如无意外，兴奋的“密码”肯定在大运河和丝绸之路身上——
一个是横贯东西，延伸欧亚异域诸国的风沙古道，一个是沟通南北，串联物阜文茂之地的绵长水脉，二者无不刻画着自体的沧桑，民族的勇韧和交流千年的强烈欲望。这些和世界遗产项目“保护人类共同记忆”的初衷是契合的。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国内很多申遗项目的“立意”并不在此，而且一些人的“兴奋点”也不在此。
这从一些对“成功”的热切期待中可以看出端倪——一者，做大做强“世界级”的名头，自然誉满天下，人气爆增；二者，文明古国的再度强化认证，吾国吾民再添光彩照人的一笔；三者，借此黄金契机，提高旅游的品牌档次、开拓旅游客源市场、提升景区设施档次，都将不在话下。
以上认识不算错，但也绝对算不上深刻。如果世界文化遗产的设立之初，只是为了给某国“长脸”，给某景点“挂金匾”，那就和“保护与传承”的使命感剥离了。
严格说来，世界文化遗产不是一项荣誉和桂冠，而只是一个“保护名录”，是一个基于濒危状态和抢救性保护的点名道姓的“清单”，这里面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初衷。
在这里，入围名录与其说是一个成功，不如说是一个警示。显然，世界遗产项目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人们从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同时催生出实实在在的紧迫感，以留住那些铭文碑刻、亭台楼阁、车船古渡、过眼繁华……
由此，申遗入围跟“成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且入围之后，消费遗产的幻想必须让位于保护的责任，这跟景区涨钱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
按照“成功”的逻辑，一旦申遗失败会怎样呢？那很可能就是重归平淡无奇，保护不保护无所谓了。尽管它是遗产，因为没有名正言顺，没有世界承认，那就不具备“遗产”的配套关注和保护动因；因为不是世界级的，光自己“宝贝的很”，那几乎就成了一件没劲的事情。
总之，成功论者有可能从来就没正眼看文化遗产，而只是看它的光芒能照射出多少荣誉，多少好处，此后也好趁热打铁，借势涨价，宰客有理。
在这里，“世界遗产”已然异化成一个“身份认证”，而非遗产的世界性、稀有性本身。要知道，任何世界文化遗产，都要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顺位优先原则，与此相悖的是，一些景点一旦跻身遗产“新贵”，便纷纷“涨起”，至于保护和传承，则被置于脑后。
一般而言，成功的功利心催生的往往不是保护，而是“包装”，以致“假大空”的工程比比皆是，一些景区的索道和水泥建筑已经破坏了“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而成功之后的跟进保护乏力，更让颐和园、三江并流等既定文化遗产被黄牌警告，一度面临被吊销称号的境地。此外，敦煌莫高窟的“见光过度”更使许多壁画变色剥落，“申遗成功后几十年的人为破坏，已超过过去上千年的自然侵蚀”。“除了留下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带走记忆什么都不带走。”这是善待文化遗存的真谛。要知道，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不可修复性，已让它不等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这也决定了不以“成功”论申遗宜于当下。 本报评论员 肖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