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艺术散文论

    （二）抒情的异变。在人们的心目中，常视抒情散文为散文的正宗。而所谓的抒情也常是在记人叙事之末，故作作深沉、故作哀伤、故作悲天悯人，摇舌鼓噪地搞一些不关痛痒的文字，或是借物言志、状物抒怀，松树呀、日出呀，几千年一贯制。即使是悲悼、忆旧、追怀，也是不及皮肉，不及灵魂，淡淡的泪水，飘舞的纸钱，无怪，新艺术散文一出台，原始的抒情状态迅速走向变异、解体。

    但抒情的异变，并非抒情的消隐，情感本来就是散文全程创作的动力。在新艺术散文中，情感化成了意象，化成了画面、场景、人物、细节可感的氛围、过程，它不仅作为内容，也成了富有意味的形式，而现在，如周佩红《无名街角》、周涛《吉木萨尔纪事》、刘烨园《何时？何地？何事》等或要归入抒情的类型，但你却不见抒情者青筋绽出大喊大叫，如黄一鸾的《极地》，我们从中可能看出作者的极富变化的句式构建，已超逸了形式的功利直接参与了精神内容的建设，这种独白中的叙事，情浓意挚，通过句式之间的变化（句子的联合与截断），使我们分明体味抒情主人公貌似平静，而内心却卷起了纷乱、芜杂的情绪，恍恍惚惚地一笔笔写下，是叙事是感觉是抒情？新艺术散文不再拘于本能的再现，而是艺术的表现与再现溶铸为一体。

    知性的渗入使新艺术散文的抒情具有一种强大的穿透力。知性是见解，是思索，散文不只是刻板的议论抒写，是经过情感淬火的智慧的浸湿。

    我们可以在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看出，在抒情、叙事的边缘有着知性的思索，余氏凭山水索求人生的真谛和文化薪火传承的轨迹，触摸文化历史的命运及文人人格的构成，这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抒情，如余氏《三峡》起始：

    白帝城本来就溶铸着两种声音。

    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矗立在群山之上，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洪流。

    在这里，散文的描述与抒情的功能广义了，就象一个人，有身躯、头颅、生死还不算是生命，生命还拥有精神、个性与情怀，知性与怀情的合二而一，使新艺术散文在进行生命体验的同时，又时时展开形而上的道的思索与把握，进行生命背后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