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好！”“崔老师好！”“我们大家都好，啦——开始上课了。”这是小学刚入学时，老师弹着简易的风琴，教我们唱的上课前的问候语。50年过去了，依然回响在耳畔。

    1964年，我进入祠堂巷小学（现鼓楼小学），被分在一年级（4）班。我们的教室在大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平房内，陈旧但简洁。班主任姓崔，中等个，胖胖的，说话快，表情严肃，教我们语文和音乐。崔老师平时对我们要求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她，不过教室里那架简易的风琴和弹奏出的乐曲，还是给了我们很多温馨。那时的老师既认真又负责，崔老师在教课的同时，还要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从早晨鸡叫两遍要起床，饭前便后要洗手，午睡起来要喝水，到放学先做作业后玩耍，晚上八点要睡觉等等，都有具体要求。每周中午要到学生家抽查午睡，下午放学后检查课外小组学习，晚上有时还要家访；寒暑假组织假期小组学习、抽查，定期要求我们返校检查假期作业完成情况。那时我们年龄还小，都很调皮，不知崔老师的辛苦，只担心她突然检查和家访，甚至觉得她管得太严，有些啰嗦。

    有一天，我们正上语文课，还有几分钟就要下课了，崔老师突然停止了讲课，满脸涨得通红，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两眼直直地，非常生气地看着我们。大约持续了半分钟，她拿起教具快步离开了教室。不大的教室里留下一片寂静。下课后，同学们拥向大办公室周围的窗户，去看崔老师。有的说是因为有人上课打架让她生气，有的说是有人给崔老师起了个难听的外号让她非常难过。下午的自习课和放学后打扫卫生，她也没有来例行检查，我们第一次感到，事情很严重，老师很生气。记得第二天我们到校后，早自习特别认真、自觉，但忐忑和不安弥漫了整个教室。崔老师来了，我们异常紧张，不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她平静地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整个教室，然后习惯地走向那台旧风琴：“同学们好！”“崔老师好！”这熟悉的旋律好亲切啊，让我们一下轻松下来。崔老师教我们时间不长，用现在的标准看，她没有高学历，没有高职称，可能也没有多么高的水平，但她却有着小学老师最重要的品德：爱心与责任心。

    另一个让我难忘的老师姓袁，她虽然没有教过我，可她留给我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那是1966年，学校已处于半停课状态，校园中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师们大多成了“臭老九”，一部分则被打成“牛鬼蛇神”，每天在校园中挂着大牌子请罪或劳动改造。一天课间大休息，从前院传来嘈杂的声音，中间还有人不断喊着口号。我们循声望去，只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高年级学生拥推着一位女老师向后院走来。她个子不高，一身蓝工作服，手里拿着一双脏旧手套，头上被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反扣着，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牌子，更显得她身材矮小，那是袁老师！我们当时的年龄也就是八九岁左右，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有的转过脸去，有的跑回了教室。他们在校园内转了一会，突然有人推搡着袁老师向男厕所走去。据跟到现场的同学说，袁老师被拖到厕所后，被推到了尿坑里……后来怎么结束的已记不清了，但那悲惨的场面，留给我的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恐惧，以至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近两年，北京、四川等地已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学生返回母校，向当年遭受他们迫害的老师赔礼道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也引发了网上各种议论。不论这些学生当年做了什么，今天忏悔出于什么目的，怀揣着怎样的动机，能走出这一步，都是值得肯定的。这至少说明，我们的社会可以平静地面对历史，开始理性和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