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在朋友中度过

　　《文化广场》：在您眼中，金岳霖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刘培育：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在做学问方面，金老非常理性，抽象思维能力极强，不受任何人的干扰，而且达到很高的境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知识论》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冯友兰先生曾说，应该组织人翻译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仅有的中文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在生活方面，还得分两个方面来看。在朋友中间，他人缘非常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潇洒，人气十足。他说过“我的一生是在朋友中度过的。”朋友喜欢他，朋友的夫人和他的关系也很好，包括他们的下一代，都亲切地叫他“金爸”。金老晚年住院时，这些老朋友的夫人经常给他送吃的。张奚若的女儿曾这样评价金老：“如果说我爸有学问，金爸就更有学问；如果说我爸真诚，金爸就是非常真诚！”

　　但在这个圈子外，金老不太和人打交道，他对人、人类的看法有些悲观。在抽象思维上，他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但在人情世故上，却非常粗疏，见到一个生人，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打招呼。1949年之前他一直不愿意做行政工作，筹备清华哲学系时，只有他一个老师和两个学生。第二年冯友兰先生一来，他就主动把主任位置让了。

　　鼓励和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

　　《文化广场》：作为一代宗师，金岳霖先生培养了很多后来成名的弟子。他和学生是传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关系、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刘培育：他对学生非常爱护。他在北大任教时，有个女学生经济状况非常差，金老每月都给她交学费。有一次交晚了，金老立刻向自己的学生认错，赶紧把钱付了。金老当时家里有一个“星期六碰头会”，都是当时学界名流的聚会，他也让学生去参加。过年过节学生也去他家里吃饭。在做学问方面，他也很平等，鼓励和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观点不同，争吵都可以。周礼全先生的毕业论文就对金老的朴素实在论有不同看法，看到初稿时，金老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周礼全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答辩，一来一往越辩越激烈，别人还以为他们在吵架。最后，周礼全通过答辩，金老还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我们社科院逻辑室至今还保持着这个“争吵”的传统。

　　《文化广场》：作为教育家，金先生对教育问题有过专门研究，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有过深思熟虑的分析和批评。您能具体谈谈吗？

　　刘培育：金老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就是要造就学生性格上的发展，使其个性发展得到某种完成。”帮助学生“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修养和有文化的内涵。”“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金老批评中国的老式教育只知道背诵四书五经，不可能造就有独立人格和高度文明的人。他对美国现代教育制度也予以批评，认为它是把教育当作一种“营业”。他推崇英国的“绅士教育”，是让“所有的诚实公民都将确认他们自己，并且被相互确认为绅士。”也就是说教育的内在目的，是造就学生完善的人格。这是他一生坚守的教育理念。

　　我认为，金老对教育的思考，今天仍有意义。

　　他曾和一个美国女孩在一起

　　《文化广场》：在我们熟知的对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之外，据说金先生曾和美国女孩泰勒有过一段故事，是吗？

　　刘培育：是。她是金老念书期间认识的一个美国姑娘，两人后来一起去了欧洲。赵元任夫妇也见过。徐志摩有两篇文章里都提到过这件事。泰勒是想体验中国的家庭生活，又不想结婚。他们在一起有几年吧，后来她就回美国去了。

　　金岳霖对自己的反思

　　《文化广场》：金先生最重要的作品《逻辑》、《论道》、《知识论》主要完成于1925年至1948年。1949年后的金先生再没有重要的著作面世。五十年代金先生曾批判过自己的哲学思想，多次写文反思自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您怎么理解这个时期的金先生？晚年的金先生对此有过反思吗？

　　刘培育：理解金岳霖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变化，一定要明白旧中国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造成的有一种“被瓜分”的恐惧情结。而新中国结束了这种“被瓜分”，五十年代新中国的蓬勃、独立、热火朝天是金岳霖他们内心变化的最大推动力。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在内心深处检讨自己过去对革命没有做过什么贡献，有一种很大的内疚感。这是其一；其二，金岳霖哲学体系中某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的地方；其三，金岳霖思想深处追求的中国哲学的传统，也是帮助他思想转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晚年金先生对这些问题是有过重新思考的，他对自己那几本书的评价就和五十年代对自己的批判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回忆录中像《我接受了革命哲学》、《我对政治是辩证的矛盾》、《我没能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民盟与我的思想改造》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反思。我相信如果再多活几年，金老可能会发表更多的一些看法，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